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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绍兴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绍政办发〔2008〕103号



绍兴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绍兴市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
　　《绍兴市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管理暂行办法》已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八年六月二十七日


绍兴市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快建立和完善绍兴市创业投资体系，扎实推进“创业富民、创新强市”战略，切实规范绍兴市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以下简称引导基金）的使用和管理，充分发挥引导基金的促进和扶持作用，根据《创业投资企业管理暂行办法》（国家发改委等十部委〔2005〕第39号令）和《科技型中小企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管理暂行办法》（财政部、科技部财企〔2007〕128号文件）有关规定，结合绍兴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创业投资企业，是指主要从事创业企业股权投资、并提供创业服务和所投资创业企业发育成熟或相对成熟后通过股权转让获得资本增值收益的企业组织。
　　本办法所称创业企业，是指在绍兴市区注册设立，主要从事高新技术产品研究、开发、生产和服务，成立期限在5年以内且具备下列条件的非上市公司：
　　（一）具有独立企业法人资格；
　　（二）职工人数在300人以下，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科技人员占职工总数的比例在30%以上，直接从事研究开发的科技人员占职工总数的比例在10%以上；
　　（三）年销售额在3000万元人民币以下，净资产在2000万元人民币以下，每年用于高新技术研究开发的经费占销售额的5%以上；
　　（四）财务管理制度健全，会计核算规范；
　　（五）被政府有关部门认定为成长性高新技术企业。
　　第三条 引导基金是专门用于扶持创业投资发展的政府专项基金，具有政策性、引导性和非营利性。引导基金旨在通过扶持创业投资企业的设立与发展，引导社会资金加快向创业投资领域集聚。
　　第四条 引导基金管理原则：
　　（一）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二）扶持项目应当符合绍兴市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以及产业发展政策，资金运作实行项目选择市场化、资金使用公共化、提供服务专业化的模式；
　　（三）引导基金出资遵循参股不控股的原则；
　　（四）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和财务会计制度。
　　第五条 建立引导基金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基金管委会)，负责引导基金重大事项的决策和协调，并对引导基金的资金投向以及资本运营质量进行监管，但不直接参与引导基金运作。其具体事务由绍兴市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管理中心（以下简称基金管理机构）负责进行管理。
　　第六条 为保证资金安全，基金管理机构应选择一家商业银行作为引导基金的资金托管银行，负责引导基金的资金保管、拨付、结算以及日常监管工作。资金托管银行应每月向基金管委会出具监管报告。
　　第七条 引导基金的引导方式主要采用阶段参股、跟进投资和风险补助，对同一企业（或项目）原则上只采用一种引导方式。
　　第八条 引导基金总规模为2亿元人民币，其中：50%用于阶段参股，30%用于跟进投资，20%用于风险补助。资金规模在以后年度可根据实际进行调整。
　　第九条 引导基金的资金来源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市财政预算安排；
　　（二）现有扶持企业发展的有关财政专项资金整合；
　　（三）可用于引导创业投资的其他资金。
　　第十条 在引导基金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可通过国有股权转让及增资扩股等方式，吸纳金融机构或其他社会资金注资，以实现引导基金进一步的放大效应。引导基金退出后获得的投资分红和退出收益主要用于引导基金的滚动发展。
　　第十一条 创业投资企业不得投资于流动性证券、期货、房地产业以及国家政策限制类行业。引导基金的重点支持对象为在绍兴市区范围内注册设立的投资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和高效农业等符合绍兴市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规划领域的创业投资企业。


第二章 阶段参股

　　第十二条 阶段参股是指引导基金向创业投资企业进行股权投资，并在约定的期限内退出。引导基金主要支持发起设立新的创业投资企业。
　　第十三条 创业投资企业申请引导基金阶段参股，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具有独立企业法人资格，企业为公司制的组织形式；
　　（二）实收资本（或出资额）在8000万元人民币以上，或者出资人首期出资在3000万元人民币以上，且全体出资人承诺在注册后3年内实收资本（或出资额）达到8000万元人民币以上，所有投资者以货币形式出资；
　　（三）有明确的投资领域；
　　（四）有至少3名具备5年以上创业投资或相关业务经验的专职高级管理人员；
　　（五）有至少3个对创业企业投资的成功案例，即投资所形成的股权年平均收益率不低于10%，或股权转让收入高于原始投资10%以上；
　　（六）管理运作规范，具有严格合理的投资决策程序和风险控制机制；
　　（七）财务管理制度健全，会计核算规范；
　　（八）符合《创业投资企业管理暂行办法》的其他有关规定。
　　第十四条 符合本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的创业投资企业作为发起人在绍兴市区发起设立新的创业投资企业时，可以申请引导基金阶段参股。
　　第十五条 基金管理机构设立评审委员会，负责对创业投资企业的阶段参股申请和引导基金的支持方案进行评审。评审委员会成员由政府有关部门、创业投资行业自律组织的代表以及社会专家组成，组成人数应为单数。其中，创业投资行业自律组织的代表以及社会专家不得少于半数。
　　第十六条 经评审委员会评审通过的支持项目，应当在有关媒体上分期发布公告，公告发布之日起的两周内为项目公示期。
　　第十七条 通过评审委员会评审，并经媒体公示的支持项目，报经基金管委会批准后实施。
　　第十八条 引导基金的参股比例最高不超过创业投资企业实收资本（或出资额）的25%，且不能成为第一大股东。引导基金参股期限一般不超过5年。
　　第十九条 引导基金参股的创业投资企业进行投资时应当遵循下列原则：
　　（一）投资对象原则上应当是在绍兴市区范围内注册设立的创业企业，投资绍兴市区范围企业的资金不低于70%；
　　（二）投资对象仅限于未上市的创业企业。但所投资的未上市企业上市后，创业投资企业所持股份的未转让部分及其配售部分不在此限。
　　（三）对单个创业企业的累计投资不得超过创业投资企业注册资金的20%，且原则上不得控股被投资企业；
　　（四）投资对象不属于合伙或有限合伙企业；
　　（五）不得投资于其他的创业投资企业。
　　第二十条 基金管理机构应当委托社会中介机构对创业投资企业进行年度专项审计，加强对引导基金参股创业投资企业的监督。
　　第二十一条 引导基金投资形成的股权，自投入后3年内转让的，其转让价格不得低于引导基金原始投资额；超过3年的，转让价格不得低于引导基金原始投资额与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转让时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收益之和。

第三章 跟进投资

　　第二十二条 跟进投资是指对创业投资企业选定的投资项目（创业企业），引导基金与创业投资企业共同进行股权投资。
　　第二十三条 创业投资企业在选定投资项目或实际完成投资一年内，可以申请跟进投资。
　　第二十四条 被跟进的创业投资企业须按照《创业投资企业管理暂行办法》的有关规定进行备案。创业投资企业对投资项目的投资方式应当为现金出资。
　　第二十五条 基金管理机构应对跟进投资项目的以下内容进行评审，并提出跟进投资的比例和金额。
　　（一）被投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企业章程等材料；
　　（二）被投资企业上年度会计报表和审计报告（新设立的企业除外）；
　　（三）被投资企业资产评估报告（新设立的企业除外）；
　　（四）创业投资企业已批准的《投资决策报告》（副本）；
　　（五）创业投资企业编制的《投资建议书》或《投资分析报告》；
　　（六）创业投资企业与被投资企业或其股东签订的《投资意向书》；
　　（七）其他应提供的材料。
　　第二十六条 对于符合条件的跟进投资项目，基金管理机构在确认创业投资企业已全部出资后，按双方协议要求办理跟进投资的出资手续，并报基金管委会备案。
　　第二十七条 引导基金按创业投资企业实际投资额30%以下的比例跟进投资，出资方式为现金出资，投资价格与创业投资企业投资价格相同，每个项目原则上不超过300万元人民币。
　　第二十八条 引导基金跟进投资形成的股权委托共同投资的创业投资企业进行管理。基金管理机构应当与共同投资的创业投资企业签订《股权托管协议》，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股权退出的条件或时间等。
引导基金按照投资收益的50%向共同投资的创业投资企业支付管理费和效益奖励，剩余收益由引导基金收回。
　　第二十九条 引导基金采取跟进投资方式形成的股权一般在5年内退出。
　　第三十条 共同投资的创业投资企业不得先于引导基金退出其在被投资企业的股权。
　　第三十一条 被跟进创业投资企业、创业企业其他股东购买引导基金跟进投资形成的股权，转让价格可以按不低于引导基金原始投资额与按转让时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收益之和确定。同等条件下被跟进创业投资企业有优先受让权。
　　被跟进创业投资企业、创业企业其他股东之外的其他投资者购买引导基金跟进投资形成的股权，按上述原则，以公开方式进行转让。

第四章 风险补助

　　第三十二条 风险补助是指引导基金对创业投资企业的创业投资损失予以一定的补助。
　　第三十三条 创业投资企业在绍兴市区范围内的创业投资发生损失后，可以申请风险补助。
　　第三十四条 创业投资企业申请风险补助应根据规定要求提出申请并提供项目投资的相关证明材料。
　　（一）已投资企业汇总表，包括被投资企业名称、行业领域、组织形式、投资金额、投资时间、占股比例等；
　　（二）已投资企业相关证明文件，包括企业营业执照和税务登记证复印件、最近一个月的会计报表（资金负债表、损益表）和资金到位证明等；
　　（三）创业投资企业编制的《投资决策报告》（副本）和《投资分析报告》；
　　（四）创业投资企业与被投资企业签订的《投资意向书》和出资证明；
　　（五）创业投资企业经向有管理权限部门备案的文件；
　　（六）其他应提供的材料。
　　第三十五条 基金管理机构应组织有关专家对风险补助申请项目进行材料审核和实地审验，并提出风险补助金额，报基金管委会批准后实施。
　　第三十六条 引导基金按照最高不超过创业投资企业实际投资额的5%给予风险补助，补助金额最高不超过500万元人民币。

第五章 引导基金的监管

　　第三十七条 基金管委会和相关部门应加强对引导基金的监管与指导，按照公共性原则，对引导基金政策目标、政策效果及其资产情况进行评估。
　　基金管理机构应当接受基金管委会和相关部门的监管和指导并定期报告运作情况。
　　第三十八条 基金管理机构应于每季度末向基金管委会和相关部门报送引导基金的资金使用情况，并于每个会计年度结束后的4个月内提交经注册会计师审计的年度会计报表。
　　第三十九条　市财政局负责对基金管理机构进行年度业绩考核（考核办法另行制定）。
　　第四十条 本办法实施过程中如发现创业投资企业有虚假投资套取风险补助行为的，有关部门将依法予以追索。

第六章 附 则

　　第四十一条 本办法由市财政局负责解释。
　　第四十二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贩卖毒品的既未遂探讨

作者:冯明超


在司法实践中，对贩卖毒品罪的既未遂问题和犯罪引诱问题有较大的争议，学术界也有不同的观点。笔者只就司法实践中贩卖毒品的既未遂问题和犯罪引诱问题谈谈自已的几点意见。
一、关于贩卖毒品的既未遂问题
毒品犯罪既、未遂形态度正确判断不仅关乎微观点定罪量刑正确否， 而且关系到刑法应当具有的正义价值能否实现、刑事法治的状态能否造就得根本问题，具有理论和实践的双重价值。《刑法》第20条规定：“已经着手实施犯罪，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未得逞，是犯罪未遂。”也就是说“犯罪未得逞”是犯罪未遂区别于犯罪既遂的显著标志。所谓犯罪未得逞是指在直接故意犯罪中，犯罪之实行行为没有齐备具体犯罪构成的全部要件。在这一概念的基础上，对贩卖毒品罪的既、未遂标准理论界存在不同的主张，实践中处理较不一致。
第一种主张转移说。认为贩卖以毒品是否卖出成交即以毒品实际上转移给买方为既遂。第二种主张契约说。认为买卖双方意思达成一致，契约的达成为既遂，至于是否已经交货或付款，在所不问。第三种主张实际行为说。认为只要实施了贩卖毒品的行为就应视为完成犯罪过程是犯罪既遂。未遂则比较复杂,通常有几种情况：A、贩毒者贩卖毒品未到手就被查获；B、对盗窃、拾捡、受赠等以买进以外的手段获得的毒品着手实施卖毒行为但尚未卖出就被查获；C、误假为真予以贩卖的。第四种主张进入交易说，认为毒品是否进入交易是既、未遂的区分标准，至于是否已实际成交，是否获利，均不影响既遂的成立。此外，还有人主张出手及控制说，认为行为人只要向他人卖出所有的毒品即可构成既遂；为了贩卖而先行买进毒品，只要将毒品买到手和实际已控制该毒品，即为既遂，即使行为人在买卖毒品的过程中被现场抓获均构成既遂。
上述几种观点中，第一种观点将贩卖毒品归于过程行为犯（又称过程犯），而第二，三种观点将贩卖毒品罪归于举动犯。第一种观点主张的“毒品转移说”使贩卖毒品罪的既遂范围过窄，故不可取；第二，三种观点因主张只要实施购买或贩卖毒品行为就是既遂，忽略了毒品作为贩卖毒品犯罪证据的重要性，因为在毒品买卖双方单纯商谈的场合，因缺少毒品买卖的证据，一般是很难认定其实施了购买或贩卖毒品行为，可见这种观点也存在不足。
笔者认为，贩卖毒品的既遂与否，应以毒品是否进入交易环节为准。至于行为人是否已将毒品卖出获利，或是否已实际转移毒品，不影响本罪既遂的成立。如果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毒品交易未完成，则属贩卖毒品罪未遂。具体分析如下：
1、从贩卖毒品行为特征来看，贩卖毒品罪属于举动犯，不是过程犯。贩卖毒品行为通常始于购买，单就购买毒品行为而论，其已具有双面的社会危害性。一方面，购买毒品行为本身就意味着可能要出售毒品；另一方面，买大宗毒品往往是实施新的卖出行为的起点或必要前提，因而购买毒品行为同时包含了进一步危害社会的现实危险性；而卖出毒品是把购买毒品产生社会危害变为现实。由此可见，贩卖毒品的过程的这两个关联行为均不缺乏独立的、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只要实施其中一个行为，就具有以下犯罪既遂的必要。所以，贩卖毒品行为的既遂不以行为人的犯罪目的实现与否来决定，亦不以贩毒行为过程中的全部行为实施完毕为必要。
2、在贩卖毒品过程中，大量被抓获的毒品犯罪人均停顿在购买了毒品尚未卖出，或者正在进行毒品交易人赃俱获的场合。真正已将毒品由卖方转移到买方手上，毒品交易完成以后被抓获的情形属于少数。实践中，某些毒品交易的现场，双方正在进一步讨价还价，或在正在清点钱款或鉴定毒品的质量，在此很难确切界定是否已将毒品真正转移到买方。如果以“毒品转移说”的观点判断贩卖毒品罪的既遂与否，则必然使大量的贩卖的毒品案件作未遂处理，显然标准过严。
3、在贩卖毒品中，毒品的数量影响量刑轻重。如果以实际转移到买方的毒品数量既遂标准的数量，那么从毒犯家中搜出的没有出售转移到买方的毒品就只能作未遂认定。由此产生了既遂与未遂的毒品数量能否相加计算的司法难题。例如，某甲在贩卖毒品海洛因时，被公安人员当场抓获，缴获海洛因15克，随后从其居住的出租屋里查获海洛因235克。对某甲贩卖毒品海洛英的数量应认定为250克，或是15克，根据《刑法》第347条规定贩卖毒品罪的精神，结合犯罪构成原理及量刑关系三方面分析，贩卖毒品罪以界定为举动犯为准确，对贩毒分子未带到交易现场，而在其居住的地方查获的毒品应计算在贩卖毒品的数量内。
4、以毒品被实际带入交易环节为标准，判断贩卖毒品罪既遂或未遂，是由于贩毒品的中心环节就是交易，如果仅仅是买卖双方在商讨价钱或者其他问题，而没有将毒品带在交易现场，这只是着手实施贩卖，或者说是谈交易，持第一，三种观点的学者认为，这贩卖毒品罪就既遂了；然而，如果从商谈交易的双方身上或现场没有查获毒品，就很难认定贩卖毒品罪，因为缺少交易不可缺少的对象--毒品作为证据，只有当在交易时人赃具获时，无论其是否完成交易，均以既遂论处。这样既符合行为犯的构成特征，又体现了毒品交易的特殊性。由于贩卖毒品罪中贩卖行为复杂多样，因此具体将贩卖毒品罪的既遂与未遂标准作如下几种分别认定：第一，以贩卖毒品为目的，实施了购买毒品行为，如果正在进行毒品交易人赃并获或已经买进了毒品，都应该认定为贩卖毒品罪既遂。第二，对于非以购买方式获得的毒品予以贩卖的，如祖传，他人馈赠的毒品，只要将毒品带到买方约定的地点开始交易的，应以贩卖毒品罪既遂论处。第三，对于因贩卖毒品被抓获后在其住所查获的毒品，应全数作贩卖毒品罪的既遂认定，不将查获的未卖的毒品作本罪未遂或非法持有毒品罪处理。第四，误把假毒品当作真毒品予以贩卖的，人赃并获或已将假毒品交易完毕后被抓获的，应以贩卖毒品罪未遂论；在其毒品掺杂使假后予以贩卖的，只要没有使其丧失致人瘾癖的毒性，应以贩卖毒品罪既遂论处；如果明知是假毒品而当作真毒品予以贩卖的，应以诈骗罪论处。
二、关于犯罪引诱的问题
现代世界各国对刑事犯罪的惩治与防范通常实行“双轨制”。对于绝大多数一般刑事犯罪案件的侦破，必须遵循正当的法律程序及其证据规则，在这些案件的侦查中是不允许使用“警察圈套”的。但是针对一些危害严重的有组织的犯罪，毒品犯罪、行贿、组织 卖淫、伪造货币等犯罪许多国家都允许采取不同于一般犯罪的侦查方法与手段，例如使用窃听、诱惑侦查等密侦手段，使用这种手段获得的证据不以非法证据予以排除考虑。
诱惑侦查归纳起来有两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诱惑者促使被诱惑者产生犯罪意图并实施犯罪，学界称之为“犯意诱发型”的诱惑侦查。这种诱惑侦查的主要特征是，被诱惑者原本是没有犯罪意图，在强烈的诱惑下实施了犯罪为。在这类诱惑侦查中，侦查机关无异在诱使或者鼓励无罪的人犯罪，所以应当属于非法的侦查行为。许多国家对“犯意诱发型”的诱惑侦查持否定态度。第二种类型是诱惑者已具备犯意，或已作手实施犯罪。诱惑者仅仅是提供了一种有利于其犯罪实施的特定条件和机会，学界称之为“提供机会型”的诱惑侦查。相对来说，侦查机关的行为是被动的、消极的，往往是守株待兔地等待犯罪人现身或犯罪团伙暴露，所以并不存在诱发无罪者犯罪的问题。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包括欧洲人权法院均对“提供机会型”诱惑侦查持肯定态度。考虑到目前贩毒、行贿、组织卖淫、伪造货币等犯罪极为猖獗，必须严厉打击，应允许其使用。实践中还有一种“数量引诱犯罪”。数量引诱是指嫌疑人有犯罪意图，正在试图买卖毒品，特情出于某种目的促成犯罪嫌疑人加大毒品买卖的数量，或者使本不够判死刑的案件演变为可能判处死刑的案件。
在我国，司法工作者习惯将这种“警察圈套”“诱惑侦查”称为“利用特情侦查手段破获贩毒案件”。所谓“特情”就是警察雇用原犯罪集团中的成员或者成员之外的人，提供线索或佯装购卖毒品，配合警察将其抓获。包括让在押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提供同案犯的地址，由公安带毒品充当“毒贩”佯装交易，在交易时将犯罪嫌疑人抓获，这些在押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实际上充当了公安的持情（当然，被告人符合协助公安机关抓获同案犯构成立功的，可轻、减轻处罚）。由于我国对诱惑侦查没有立法，对上述不同情形如何对被告人的行为定性？司法实践中暴露出的问题特别多，有的将其一律定为贩卖毒品罪，但在量刑上适当考虑从轻；有的则因为侦查机关取证手段不合法，而对嫌疑人的部分涉毒行为不予定罪。
对此，曾有学者认为，应当区别情况作不同认定：（1）、行为人携有毒品正在寻找买主，有贩毒意图，而运用特情侦查手段将其查获，应以贩卖毒品罪论处；（2）、行为人持有毒品，但未发现其有贩卖毒品的事实证据，因特情、侦查人员依靠约购毒品而卖出毒品的，不宜定贩卖毒品罪；（3）、行为人原无涉毒犯罪的行为，只因受特情侦查行为引发，出于贪利而购进毒品进行贩卖的，不宜认为是犯罪。论者进一步论证认为，从根本上讲，这种情形是一种“制造”的虚假犯罪事实，而围绕这种“犯罪”所展开的侦查活动，也是违反侦查纪律，同侦查活动查明和打击犯罪的宗旨相背离的。因此，对行为人的行为，既不能定贩卖毒品罪，也不能定非法持有毒品罪。
笔者认为，运用特情侦查，我国未出台相关的法律法规，使得诱惑侦查的合法性受到严重质疑，普遍存在滥用诱惑侦查的问题。一方面，由于法律对诱惑侦查的行为没有制约，侦查机关随意使用；有的严重违背打击、防止犯罪的立法目。纯属“制造犯罪”，司法的权威性受到了挑战和怀疑，例如XX市公安机关为了抓获毒贩，公安人员两次将少量毒品先卖给贩毒，待第三次交易数量超过死刑标准时将其抓获，公安机关的行为已不是诱惑犯罪的问题，其行为已构成贩卖毒品罪；另一方面，审判机关对存在诱惑侦查的案件的审判也缺乏具体的标准，量刑普遍过重。这类案件的处理应注意以下问题：
第一，对诱惑侦查是否适度要进行审查度。
第二，是否存在诱惑侦查要审查。通过审查被告人历次贩卖毒品的数是，是否是由于侦查人员以高价索要或低价售出大量毒品，被告人在利益驱动下才贩卖大量的毒品。并结合侦查机关的“破案经过”材料暴露出侦查机关是否存在诱惑侦查。当然“破案经过”材料中一般不会提及使用了诱惑侦查手段。但在实践中可能会存在这种情况，如侦查机关通过电话监听得知被告人可能在进行毒品犯罪，或通过指使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实施诱惑侦查对其进行引诱，提出贩卖毒品的意向，后将其抓获。因此，应当审查侦查机关在侦破过程中除使用技侦手段外，是否还使用了诱惑侦查手段。必要时要与侦查机关沟通。对查清有“犯意引诱”的，应减轻处罚。存在“数量引诱”的，应从轻、减轻处理。无论是哪一种引诱，都不宜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最近几年公安机关为了打击贩毒，根据在押犯罪嫌疑人提供的线索，由公安人员带毒品或由公安人员扮成在押犯罪嫌疑人的“马仔”充当毒品交易“卖方” 或“买方”，同嫌疑人进行交易，将其抓获。在审理中如何量刑，存在分歧，全国大多数法院的作法都是分两类情况处理，我认为是正确的。
第一类情况是毒贩手中已有毒品，公安使用特情或公安参与“交易”。对这种情况，若查明存在特情引诱的情况，应从轻或减轻处罚。若经审理查明不存在特情引诱的或者虽使用了特情，但其犯罪与引诱无关，按实际查清的毒品数量量刑。由于毒品被犯罪嫌疑人控制，早已备好，无论是否使用了特情，均不存在犯罪未遂的问题，即认定为犯罪既遂。
第二类情况是行为人欲购买毒品，公安或特情提供毒品充当“卖方”与其交易。针对这种情况，如果确属特情引诱的，要从轻、减轻处罚。如果在审判中能查清毒品确系公安或特情提供的，因公安机关携带毒品的目的不是将毒品真正地卖给嫌疑人，而是为了抓获嫌疑人，是一种侦查措施。毒品由公安机关控制，其“交易”自始就不可能实现其贩卖毒品的犯罪目的，这种因犯罪分子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应根据《刑法》第二十三条认定为犯罪未遂，由于这种犯罪特殊性，在量刑上按“必减原则”处理。但无论数量多大，都不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就北京、上海等法院审理的毒品案件，在死刑复核裁决时也是按上述两类情况分别进行处理。
犯罪引诱与犯罪既未遂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两者并无任何联系，犯罪引诱是一种单独的量刑情节，难以查清特情引诱的，对判处死刑的，都要谨慎留有余地。


作者: 冯明超律师 四川法银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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