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人工生殖管理的法律调控原则
法律科学 发表时间：199601
作者：陈小君/曹诗权
人工生殖技术由科学实验走向临床应用，成千上万的人工生殖人口来到人世，这不仅涉及到社会伦理关系，更衍生出一系列有关行政法、亲属法等诸领域的边缘性法律问题。对此，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已开展了较深入的研析和立法探索。我国则只是消极被动地规定暂停该技术的使用，在立法上呈严重滞后状态。但实际上，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都迫切需要我们以积极的态度，去寻求如何合理使用的正确导向和法律调控原则。
一、人类生育的新发展及其现实问题
人类在自然选择和社会进化的漫长历史长河中，曾实现了生育方式的两次大飞跃。第一次是从猿类的动物界，进化到人类的原始社会，群体性两性关系和母系血统孕育了有关性和生殖的社会禁忌与习惯，生育链条中萌发了某些社会机制，人类走出摆脱纯动物生育方式的第一步。第二次是人类社会由蒙昧、野蛮状态走进文明时代，个体婚姻家庭取代原始的群婚，人类的两性关系及生育繁衍与婚姻家庭不可割裂地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个生育上的社会关系系统。
两次飞跃，带来了人类量的增多和质的提高，使人类超脱动物界愈来愈远。但是，用科学的目光来审视，历史的飞跃是局限的、不彻底的，原因在于它从根本上仍保留着生殖能力、生殖过程、生殖关系的多重自然属性，是一种单一的自然生殖系统工程，没有直接的人工技术力量的参与，任何社会控制和补救措施都难以介入。
历史进入20世纪，尤其是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科学技术突破了一个又一个禁域，并大踏步地迈进了人类生殖这一盲区，划时代的人工生殖技术开始从根本意义上改变着人类的自然生育方式，“人工授精”、“试管婴儿”、“代理母亲”三种类型16种操作组合形式已取得多例临床应用实效和触类旁通的广阔推行前景。它们既是一类技术手段，又是一种新的生殖方式。在其意义上，我们不能否认，人工生殖技术既具有科学史上的空前创新价值，更有其多方面的积极的社会价值。但是，新的生育方式和技术也带来了诸多法律问题，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父母”角色多元化，引发户政管理对亲子身份认定的现实矛盾
人类从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群婚时代，过渡到个体婚制，双重亲子关系明晰化，社会确立了亲子身份认定的自然命题和推导原则。其中公认的有三条：第一，一个人生来在自然血缘上只有一父一母，非有法律拟制之特别，父母子女关系自然形成，权利义务终身相随；第二，基于供卵、受孕、妊娠、分娩集于母体，不可分离，母亲身份根据出生事实确定，罗马法为此设立了一条古老法则：“谁分娩谁为母”；第三，基于法律上生育与性、性与婚姻不可分离，父的身份根据与母的婚姻关系确定，拿破仑法典以此为前提规定子女于婚姻关系中孕育者，夫即取得父的资格。此三条原理客观地反映了自然生殖的亲子规律，也是我国现行婚姻法和户政管理确认亲子关系的自然基础。但是，人工生殖的适用，打破了这些自然法则，使目前的亲子身份和户政管理无所适从。
1.婚生子女与非婚生子女如何认定？非有明确反证，凡夫妻于合法婚姻关系内所生子女，均为婚生子女，乃各国亲属法和户政登记的通例。然而，如采用人工生殖，由夫妻之外第三人供精、供卵或代孕、代生，可以各种形式孕育出非夫妻精卵同质的子女，受精、孕育的主体和空间超越于夫妻关系之外，由此所生子女是婚生还是非婚生，在户政管理中能否直接登记或登记于谁的名下，颇难定夺。虽然我国法律明文规定非婚生子女与婚生子女享有同等的权利，不得歧视，但应由哪个父母来保证子女权益的实现，则直接涉及下面这个问题。
2.社会父母与生物父母的多元冲突。人工生殖使得第三供精人、第三供卵人、代生母亲、胚胎代育者、实验室、操作医师等介入生殖过程，婚姻、两性结合、供精、供卵、受孕、妊娠、分娩及抚育的一体化生殖系统被分解割裂，结果产生代生母亲与养育母亲、供卵母亲与孕体母亲、生物父亲（基于遗传）与社会父亲（基于抚育）、有婚姻的父母与无婚姻的父母等多重角色并存，生育上的单向联系变成了多重复合关系，多元代替了传统的一元。在这种多角色并存中，难免发生不要子女的消极冲突和争要子女的积极冲突以及子女成年后要求变更父母的矛盾。对此，亲属法和户政登记管理中应如何规范必须予以明确，否则，将使此类亲子身份及其权利义务处于动荡游移之中。
（二）亲属关系超时空，婚姻登记管理对近亲婚配疏漏难控
在传统法律意义上，亲属是因婚姻、血缘和收养而形成的一定成员间的社会关系，具有稳定的不可移转的时空界域。在自然生殖下，法律根据亲等亲系等自然联结机制很容易把握亲属范围及其血缘系统，从而确立一整套科学合理的亲属制度。但人工生殖却在有意无意中改变了亲属的血缘纽带，使传统亲属制度难于接纳。据传媒介绍，前苏联一女科学家用公元900
多年战死在西伯利亚的维系战士的精子（由于该处一向地冻天寒，所以尸体保存完好）作人工授精孕育出一个健康的男婴；南非有一名妇女借助技术手段为自己的亲生女儿充当“代理母亲”，结果替女儿生育出一个男孩。这两例的技术性推广，不仅提出了处于人工冷藏术控制下的精、卵元体及其胚胎是主体还是客体、是个人财富还是社会资源的论题，而且使人类个体乃至群体的血缘亲属关系不再受到特定时间、空间和辈份、年龄的限制。由此不可避免地形成近于混乱的扑朔迷离的亲属血缘关系，既使有关亲等、亲系和亲属范围、辈份、称谓、效力等现行亲属制度的基础性规则感到局促，又将近亲婚配置于两难的尴尬境地：
一是婚姻登记管理中对近亲婚配的禁限有无必要。“同性为婚，其生不繁”，这一千古法则从原始社会的自然选择转化到我们的现行婚姻管理中，是禁止一定范围的有血缘关系的亲属结婚。此条管理规则除了反映一定的社会伦理要求之外，其根本而直接的价值意义是保证婚育人口的质量，避免近亲基因的遗传，实现自然优生。显然，这一婚姻价值在人工生殖的操作下已失去原始意义。
二是近亲婚配难于禁防。自然生殖下，人的血缘关系单一明确，管理上亦能清楚地把握和控制。但人工生殖下，供精、供卵的多角色化和秘密化，所谓“超人精卵”的社会效应，“精卵库”的普遍设立，少数“供体”的多次采集，结果不仅是少数供体在同期或不同期内有多个身份不明的后代，而且由此出生的人并不明确彼此乃至自己的血缘系统。这些带有共同遗传基因者在现今社会人际中相遇随机性大，如发展到结婚及生育子女，则必然带来近亲生殖的社会危害，影响人口优生。
（三）生育与婚姻分离，计划生育管理受到冲击，表现在：
其一：通过婚姻家庭的生育机制，达到提高人口素质，控制人口增长的目标，是计划生育微观管理的重要内容。但人工生殖的应用，将生殖的一系列活动带到婚姻家庭之外，生养后代可不再与婚姻家庭联在一起，如果计划生育管理没有严格要求，任何成年人，包括已婚夫妻、单身男女、鳏夫寡妇、同性恋者，甚至精神病和遗传病患者都可以通过人工生殖养育后代。由此，不仅在法律上似乎再难于确保和限定婚姻家庭与人口生产的必然联系及价值意义，而且使计划生育管理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婚姻家庭这一施控阵地。
其二：计划生育实行严格的生育指标管理，而该指标以婚姻或夫妻关系为依据，那么，在人工生殖子女的多元父母角色中，该指标应定之于谁，颇难解决。
其三：传统生育观念与新的技术手段的契合，可能引发利用人工生殖进行不正当的性别选择，影响性别平衡，破坏人口自然结构。
（四）技术操作的失误与失控，使医疗卫生行政管理面临新问题
任何尖端技术都难免发生失误和疏漏，人工生殖作为一种技术手段，亦不例外。此类失误，往往会引起一系列矛盾。例如，在人工授精或胚胎培育时，错用供体的精、卵而生育出子女，不仅造成血缘混乱，查寻不明，而且当事人发现后，发生争执，抛弃孩子，于社会和无辜孩子不利；在代孕胚胎或代生母亲中，因各种原因损灭元体精、卵而生育出孕者自己的子女，亦会在委托者和代生者之间发生一系列矛盾；医疗单位手术中发生技术故障、或医师人员操作过错，给当事人造成人身、财产和精神上损害，亦会发生赔偿和补救的法律问题等等。此外，利益机制和不良生育观念向人工生殖的渗透，加上技术的非隐秘性，各种医疗单位、私人诊所、“江湖医生”等都来开展人工生殖业务，可能使该技术手段被扭曲和泛滥，导致商业化和营利化取向，并滋生其他各种社会问题。对此类副作用，医疗卫生行政管理不能低估和等闲。
二、人工生殖合理使用的法律调控原则
苏州市湿地保护条例
江苏省苏州市人大常委会
苏州市湿地保护条例
（2011年10月27日苏州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制定 2011年11月26日江苏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批准）
第一条 为了加强湿地保护，维护湿地生态功能，促进湿地资源可持续利用，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湿地保护、管理和利用等活动，应当遵守本条例。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湿地，是指常年或者季节性积水、适宜野生动植物生存、具有生态调控功能的潮湿地带和水域，包括湖泊、河流、沼泽、滩涂等自然湿地，以及经市、县级市（区）人民政府确定的永久性水稻田等具有特殊保护价值的人工湿地。
第四条 湿地保护应当遵循保护优先、统筹规划、科学恢复、合理利用、持续发展的原则。
第五条 湿地保护实行综合协调、分部门实施的管理体制。
市、县级市（区）农林行政主管部门是本行政区域内湿地保护的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湿地保护的组织、协调、指导和监督管理工作，并可以委托其所属的湿地管理机构具体负责日常管理工作。
发展和改革、财政、住房和城乡建设、规划、水利、环保、园林和绿化、国土资源等有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依法做好湿地保护的相关工作。
第六条 市人民政府应当成立由有关部门和专家、学者组成的湿地保护专家委员会，负责对湿地认定条件制定、湿地资源评估以及湿地保护与利用等有关活动提供技术咨询和评审意见。具体工作由市农林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组织。
第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湿地保护管理所需经费纳入同级财政预算。
市、县级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和完善生态补偿机制，加大对湿地生态补偿的力度。湿地生态补偿资金应当专款专用。
第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新闻媒体应当加强湿地保护的宣传教育，提高公民湿地保护意识。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支持开展湿地保护科学研究和技术推广工作。
第九条 鼓励单位和个人开展湿地保护工作。
鼓励依法成立各种类型的湿地保护社会组织。
第十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湿地的义务，有权对破坏、侵占湿地的行为进行举报。
对在湿地保护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以及举报有功者，由各级人民政府给予表彰、奖励。
第十一条 农林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照规定组织开展湿地资源普查，并将普查结果报同级人民政府和上一级农林行政主管部门。
农林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建立湿地资源监测制度，定期对湿地资源状况进行评估。
农林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汇总湿地资源普查、动态监测以及相关研究成果、数据等资料，建立湿地资源档案，实行信息共享制度。
第十二条 农林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相关部门组织编制湿地保护规划。
湿地保护规划应当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并与城市总体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农业发展规划、水资源综合规划、环境保护规划以及旅游发展规划等相衔接。
湿地保护规划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规划需要变更的，应当经过原批准程序审批。
第十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采取措施保护湿地的水质、土壤、野生动植物，维护湿地生态功能。对功能退化的湿地，应当通过水生动植物恢复、水源补充、水体交换、减少污染源等措施进行科学恢复。
第十四条 湿地资源利用应当符合湿地保护规划，遵循湿地资源的合理利用、持续发展原则，不得改变湿地生态系统的基本功能，不得超出资源的再生能力或者给野生动植物物种造成永久性损害，不得破坏野生动植物的生息繁衍场所。
第十五条 湿地按照保护级别分为重要湿地和一般湿地。重要湿地分为国际重要湿地、国家重要湿地、省级重要湿地和市级重要湿地。
省级以上重要湿地的认定按照国家、省有关规定执行。
市农林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组织湿地保护专家委员会制定市级重要湿地、一般湿地认定条件，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市级重要湿地由市农林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认定，报市人民政府批准。一般湿地由县级市（区）农林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认定，报县级市（区）人民政府批准。
第十六条 市、县级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分别公布市级重要湿地、一般湿地名录，明确湿地范围和界线，设立湿地界标。
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擅自移动或者破坏湿地界标。
第十七条 生态系统典型、生物多样性丰富、珍稀物种集中分布或者具有特殊保护价值的湿地，应当设立湿地自然保护区。
湿地自然保护区的建设和管理依照有关法律、法规执行。
第十八条 自然景观适宜、生态特征典型、历史和文化价值独特、科普宣传教育意义明显的湿地，可以建立湿地公园。
建立湿地公园应当以保护湿地生态功能为主，兼顾开展科普宣传教育和生态旅游。
申请建立湿地公园的，应当编制湿地公园总体规划。
第十九条 湿地公园分为国家湿地公园、省级湿地公园、市级湿地公园和县级湿地公园。
国家湿地公园、省级湿地公园的建立、建设和管理，按照有关规定执行。
市级湿地公园的建立，由所在地县级市（区）农林行政主管部门经同级人民政府同意后，向市农林行政主管部门提出书面申请，提交湿地公园总体规划等材料。市农林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市湿地保护专家委员会评审后，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对于跨界的市级湿地公园的申报，由所在地人民政府协商一致后，按照申报程序提出申请。
县级湿地公园的建立，由所在地县级市（区）人民政府批准。
禁止擅自命名、挂牌县级以上湿地公园。
第二十条 湿地公园的建设和管理应当严格执行湿地公园总体规划。湿地公园总体规划变更、调整的，应当报原批准设立湿地公园的机关审查。
湿地公园的游览接待量应当符合湿地公园总体规划确定的湿地生态环境承载能力。
农林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湿地公园总体规划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第二十一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保护永久性水稻田等具有特殊保护价值的人工湿地，防止面积减少和污染，维护人工湿地生态功能。
市、县级市（区）人民政府应当确定永久性水稻田种植面积和区域。
其他具有特殊保护价值的人工湿地，由市、县级市（区）人民政府根据本地实际确定。
第二十二条 禁止擅自改变湿地用途。
建设项目应当不占或者少占湿地。
因国防、水利、能源、交通等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建设项目确需征收、征用或者占用市级重要湿地的，建设单位应当提出申请，并制定湿地保护方案，经县级市（区）农林行政主管部门初步审核同意后报市农林行政主管部门审核。经市农林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后，建设单位方可依法办理用地和其他行政许可手续。湿地保护方案未经市农林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同意的，国土资源部门不得办理用地手续，相关部门不得办理其他行政许可手续。其他建设项目不得征收、征用或者占用市级重要湿地。
建设项目确需征收、征用或者占用一般湿地的，建设单位应当提出申请，制定湿地保护方案，经所在地县级市（区）农林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后，建设单位方可依法办理用地和其他行政许可手续。湿地保护方案未经所在地县级市（区）农林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同意的，国土资源部门不得办理用地手续，相关部门不得办理其他行政许可手续。
征收、征用或者占用省级以上重要湿地，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执行。国家和省对征收、征用或者占用市级重要湿地、一般湿地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二十三条 征收、征用或者占用湿地的，应当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缴纳补偿费用，并根据农林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同意的湿地保护方案，开展湿地恢复、保护工作。
第二十四条 向湿地引进外来物种的，应当按照有关规定执行。
农林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引进的外来物种进行动态监测，发现有害的，及时报告上一级农林行政主管部门，并采取措施，消除危害。
第二十五条 禁止在自然湿地范围内从事下列活动：
（一）擅自围垦、圈占、填埋湿地；
（二）擅自挖塘、取土、烧荒；
（三）破坏野生动植物的生息繁衍场所；
（四）非法猎捕、采集保护的野生动植物、捡拾鸟卵，非法捕捞鱼类及其他水生生物；
（五）非法抽采排放湿地蓄水或者截断湿地水系；
（六）倾倒固体废弃物、投放有毒有害物质、非法排放污水；
（七）其他破坏湿地的行为。
第二十六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农林行政主管部门按照下列规定予以处罚：
（一）违反本条例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擅自移动、破坏湿地界标的，责令赔偿损失，并处以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
（二）违反本条例第十九条第五款规定，擅自命名、挂牌县级以上湿地公园的，责令限期改正，并可以处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
（三）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三款、第四款规定，未经批准擅自征收、征用、占用湿地的，责令限期改正、恢复原状，并处以每平方米五十元至一百元罚款；
（四）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当事人拒绝恢复、保护湿地或者未按照农林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同意的湿地保护方案进行恢复、保护的，处以每平方米三十元至八十元罚款；
（五）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一项、第二项规定，擅自围垦、圈占、填埋湿地，或者挖塘、取土的，责令限期改正、恢复原状，并处以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
（六）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二项规定，擅自烧荒的，处以三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以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七）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三项规定，破坏野生动植物的生息繁衍场所的，责令限期改正，并处以恢复原状所需费用一倍至三倍罚款。
第二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法律、法规已有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
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有关部门已经依法予以处罚的，农林行政主管部门不再处罚。
第二十八条 农林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九条 本条例自2012年2月2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