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保险业深入贯彻医改意见积极参与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建设的意见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保险业深入贯彻医改意见积极参与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建设的意见
保监发〔2009〕71号
各保监局、各保险公司：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中发〔2009〕6号，以下简称《医改意见》）和《国务院关于印发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近期重点实施方案（2009—2011年）的通知》（国发〔2009〕12号，以下简称《实施方案》）明确了我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总体目标，提出了建设覆盖城乡居民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医改意见》和《实施方案》对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保险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现就保险业深入贯彻《医改意见》和《实施方案》精神，积极参与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建设提出如下意见：
一、充分认识医改新形势下积极参与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建设的重要意义
（一）有助于加快建立和完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医改意见》提出“加快建立和完善以基本医疗保障为主体，其他多种形式补充医疗保险和商业健康保险为补充，覆盖城乡居民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商业健康保险是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充分发挥保险业运行高效、保障灵活、服务全面的专业优势，积极参与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建设，有助于创新医疗保障管理服务机制，丰富保障层次，提高保障水平。
（二）有助于满足多样化健康保障需求。保障和改善民生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人民群众对提高健康保障水平有了更高要求。积极发展医疗保险、疾病保险、护理保险和失能收入损失保险等商业健康保险，可以减轻个人在基本医疗保障之外的医疗费用、疾病损失费用和护理保健费用等负担，满足多样化的健康保障需求。
（三）有助于促进行业又好又快发展。健康保险是保险业发展的重要领域之一。《医改意见》提出“积极发展商业健康保险”，“探索委托具有资质的商业保险机构经办各类医疗保障管理服务”，拓宽了商业健康保险的业务领域，为商业健康保险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遇。保险业应抓住这个关键的发展机遇期，通过不断的努力和探索，把商业健康保险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促进行业又好又快发展。
二、大力发展商业健康保险，满足多样化的健康保障需求
（四）进一步丰富健康保险产品体系。加大产品创新力度，在保险责任、保险费率、支付方式和服务内容等方面为企业和个人提供多样化、个性化的选择。大力发展各类医疗保险和疾病保险，加大失能收入损失保险产品研发力度，设计适应人口老龄化需要的护理保险产品，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多样化的健康保障服务。
（五）大力发展基本医疗保障补充保险。根据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等基本医疗保障对象和保障范围的变化，开发与之相衔接的补充医疗保险产品，与基本医疗保障形成良性互补，满足人民群众更高层次的健康保障需求。积极为各类补充医疗保险提供经办管理服务。探索开办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补充保险。
三、积极参与基本医疗保障经办管理服务，完善管办分离的运行模式
（六）争取政府支持。适应基本医疗保障统筹层次提高、城乡一体化和经办资源整合的发展趋势，具备条件的保险公司要主动向政府宣传商业保险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介绍商业保险经办基本医疗保障管理服务的机制优势、技术优势、服务优势和成本效率优势，争取政府支持，积极稳妥参与基本医疗保障经办管理。
（七）完善经办管理模式。经办基本医疗保障管理服务，以委托管理模式为主，主要提供方案设计、咨询建议、委托基金管理、医疗服务调查、医疗费用审核、医疗费用报销支付、健康管理等服务，不承担保障基金盈亏风险。保险公司应和政府签订委托管理合同，明确权利义务，根据服务内容，合理确定管理费用，并逐步探索建立市场化的管理费率形成和调整机制。委托管理合同应当符合国家基本医疗保障政策。
在条件具备、风险可控的前提下，保险公司可以探索以保险合同方式经办基本医疗保障服务。以保险合同模式经办的，保险公司应当按照合同约定，承担保障责任，切实维护参保人利益。
（八）提高经办管理水平。保险公司要不断完善管理服务制度和流程，建立标准化的经办管理服务规范。逐步搭建布局合理、服务优质、管理规范的医疗服务网络，提升服务便捷性，确保经办管理服务质量。
（九）符合经办条件。保险公司参与基本医疗保障经办管理应当具备以下条件：一是建立单独核算制度；二是建立专门的核保、理赔制度；三是建立健康保险数据管理制度；四是总公司书面同意，并建立激励约束机制；五是在拟参与的地区设有分支机构，内控较为严密，服务能力较强；六是配备具有相关专业知识的精算人员、核保人员、核赔人员，及专职经办管理服务人员；七是具有功能完整、相对独立、安全高效的信息管理系统，能够与定点医疗机构信息系统对接；八是保监会规定的其他条件。
四、积极探索参与医疗服务体系建设
（十）探索健康管理服务模式。鼓励探索健康保险与健康管理结合的综合保障服务模式，逐步实现健康维护、诊疗活动的事前、事中和事后全程管理。积极推行健康教育、健康咨询、慢性病管理等服务，提高民众健康意识，改善生活方式，预防疾病发生发展。创造条件建立客户健康档案，通过多种途径与医疗机构实现客户健康档案和诊疗信息的共享。积极探索与医疗机构风险分担、利益共享的经营模式。
（十一）发展医疗执业保险。积极发展医疗意外伤害保险、执业医师责任保险、医疗机构责任保险等多种医疗执业保险，利用保险机制化解医疗风险，减少医疗纠纷，促进和谐医患关系的构建。
（十二）探索投资医疗机构。根据《医改意见》有关精神，因地制宜、量力而行，探索参与公立医院改制，投资医疗机构，促进保险业与医疗服务产业优势互补。支持专业健康保险公司等相关保险机构先行探索。
五、加强管理，不断提高保险业健康保障服务能力
（十三）加强专业建设。创新经营管理，完善健康保险单独核算制度、精算制度、风险管理制度、核保制度、理赔制度和数据管理制度，加大投入，推进健康保险专业化发展。
（十四）强化风险管控。保险公司应积极参加各地医疗服务监督组织。探索建立保险行业定点医院管理制度、医疗机构谈判机制和多种有效的付费机制，发挥医疗保障对医疗服务的制约作用。通过采用提高报销比例、增加服务内容等方式，引导客户在定点医院就医，强化医疗费用控制，防范不合理赔付风险。
（十五）推进信息系统建设。按照健康保险经营管理特点，建立功能完整，相对独立的信息系统，逐步实现与医疗机构信息系统的对接。建立健全疾病发生率、医疗费用等基础数据库。大力推进信息系统的数据处理和统计分析功能，提高健康保险业务数据分析能力，实现对健康保险业务信息深度利用。
（十六）培养专业人才。加强健康保险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特别是要进一步加强精算、核保、理赔、健康管理人才的培养。完善培训体系，提升健康保险从业人员的专业素质。
六、加强指导和监管，促进健康保障规范发展
（十七）加强监管，促进规范发展。加强市场行为监管，规范经营行为。认真执行《保险法》及《健康保险管理办法》，强化健康保险产品监管和销售过程监管，防范销售误导风险，全面落实人身保险业务服务规范，努力解决健康保险销售、承保、理赔环节存在的突出问题。进一步优化理赔流程，简化理赔手续，提高理赔时效，鼓励保险公司逐步为客户提供实时结算服务，切实维护被保险人合法权益。扎实推进公司治理结构监管，持续开展内控评价，督促保险公司建立规范经营的长效机制。强化偿付能力监管，加强健康保险经营规律研究，提高监管的科学性和有效性，保障和促进行业持续健康发展。
（十八）加强对医疗保障经办管理服务的指导和管理。保险公司参与医疗保障经办管理服务应自觉接受医疗保障行政管理部门和保险监管机关的监督指导。建立健全医疗保障经办管理服务的事前备案、退出报告和定期报告制度。保险公司参与医疗保障经办管理服务应提前向当地保监局备案；退出医疗保障经办管理服务应征得委托方同意，做好移交等善后工作，并提前向保监局报告，说明退出原因、退出程序、遗留问题处理以及相关情况；每年1月和7月20日之前，保险公司及其分支机构应分别向保监会和当地保监局报送医疗保障经办管理服务运行情况报告。
加强医疗保障经办管理服务过程监管，确保受托管理基金安全，服务规范，制度落实到位。鼓励公平竞争，防范不计成本和后果的短期行为。加强与医疗保障行政管理部门的监管合作，建立定期沟通、责任明确、各有侧重、互为补充的合作机制，形成监管合力，保护参保人合法权益。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二○○九年五月二十七日
从矛盾的对立统一看新闻舆论监督与司法
孙景兰 赵花蕊
(华中师范大学政法学院）
内容摘要：新闻舆论监督与司法是现代社会两股重要力量，近些年来彼此的不断进步在理论界和实务界都有得到了一致的认可。但由于其自身的发育还远未成熟，仍处于探索与改革中，致使两者在很多方面出现了紧张的对立。然而我们在透析这无序局面的表征后，更应看到两者的统一性，即依笔者看，应从矛盾的对立统一立场，对二者关系进行分析并努力寻找解决途径，完成合理构建，以实现双方的良性互动，共同促进和保障社会公正。
关键词：新闻自由 新闻舆论监督 司法 对立 统一
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把党内监督、法律监督和群众监督结合起来，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使我国的新闻舆论监督蓬勃开展起来；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又指出：发展民主，健全法制，要“充分发挥新闻舆论监督的作用”。在今日中国，新闻舆论监督有比西方国家更为重要的地位和责任，以致有人将其视为我国现行的六大监督体制之一。新闻舆论监督成为推动社会和谐，推进司法改革，从制度上保证司法健康发展的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一、新闻舆论监督的基本理论
舆论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之一，它不只是消极的反映社会，反映公众集合意识的倾向，而且每时每刻都在影响社会，反作用于人们的思维活动与行为方式。舆论的定义，作为人们对舆论本质特性的认识，往往由于不同的人处于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点，不同的立场，不同的角度，而得出不同的结论。虽然舆论在理论界和实务界没有统一的定义，但是监督作为舆论的一个基本功能，却得到了一致性的认同。
所谓舆论监督就是通过公众意见所具有的精神压力和社会压力来监督、规范人们的行为。当人或者社会组织的行为超过现实社会所认可的社会道德底线时，舆论能够形成“另一个法庭-----社会舆论的法庭”（马克思语），对这些行为进行制约和监督。现代社会里，公民个人信息不畅、力量弱小，如果独靠一己之力，其作用与影响十分有限，而新闻媒体依靠新闻所具有的新鲜性、及时性、广泛性、开放性的特点，成为公民舆论的代言人，因而新闻舆论监督也就成为了舆论监督的主导形式，成为推动我国司法制度改革的一支重要力量。新闻舆论监督与新闻自由密切相关，在许多国家的宪法中，并没有关于新闻自由的明确规定，但是世界多数国家普遍认为新闻自由是一项从宪法中延伸出来的权利。我国宪法也没有关于新闻自由的相关规定，但是其中第三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第四十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这两条宪法性的规定是一般规定和特别规定的关系，为舆论监督提供了双重的保障。
二、新闻舆论监督与司法的对立
正如上面提到的，新闻媒体在信息流通中起着越来越重要作用，然而基于其自身具备的典型性特点，使新闻舆论监督对司法具有天然的侵犯性；另一方面司法的独立性、公正性的特点，也使得司法对新闻舆论监督具有极强的排斥性，由此两者产生激烈的冲突。从价值取向上讲，司法活动追求的是司法公正这一根本的价值理念，而司法公正以司法独立为前提；新闻舆论监督则是以媒体的新闻自由等构成的表达自由为基本的价值理念。由于作为司法独立核心的独立审判和表达自由是我国现行宪法明确规定的宪法性原则，两者不可偏废，因此在这两大社会力量各自的进步与完善的进程中，其矛盾与冲突，也日益明显的暴露出来。并随着司法改革的深入和新闻舆论监督的发展，而愈演愈烈。
具体来讲，笔者认为，在新闻舆论与司法的冲突中，突出表现为三对矛盾。一对是新闻媒体与司法机关的矛盾。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新闻媒体逐步走向“商业化”。在利益的驱动下，为了寻找新闻“热点”，新闻媒体往往聚焦公众关注的大案要案，对被害人状告无门、司法机关应当立案而不立案、司法机关违法行使职权、行政机关以权压法等等一系列的案件，尤其给予了特别青睐的目光。在这当中，一方面，新闻舆论监督保障了案件在透明公开的环境中，得到客观公正的解决，促进司法正义目标的实现，大快人心；另一方面，虽然新闻报道以追求客观真实为目标，但是这只是一个理想的状态，每一篇报道都会寓记者、编辑的主观性和倾向性于其中，尤其是批评性报道，所以在每一篇报道中难免有经过记者有意或无意的渲染。这样一来，使司法机关陷入了被动的境地，在整个社会舆论的压力以及上级主管部门的压力之下，对司法机关独立、公正裁判量刑构成了障碍。
第二对是新闻舆论监督的行政化倾向与司法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是从第一对矛盾中引伸出来的，是一对深层次的矛盾。我国的新闻媒体总是带有官方或者是半官方的性质，各级新闻媒体是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宣传部门的直接领导之下进行工作的，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而存在。在党报或者是机关报中刊登的批评性报道，一经刊登就会产生很强的社会效应，同时也会引起有关领导的重视，进而领导就会做出批示，从而为案件的最后审理结果定下基调。这里就表现为行政权对司法权的干预。 “司法独立”是法治国家所遵循的一条准则。“司法独立”要求司法机关行使司法权只服从法律，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然而我国的各级司法机关都是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并要接受人大的领导，司法机关的各项费用都来自于各级财政，我国又是一个相对重行政权的国家。因此使我国的司法机关无法逃出行政权的樊篱，难以实现真正的“司法独立”。当新闻舆论向社会发出某种信号时，司法机关就不得不重视。从而使行政权牵着司法权的“鼻子”走。
第三对则是司法过程中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原告人或被害人对待新闻舆论监督是否介入的态度的矛盾，他们之间的矛盾原本就是司法过程中存在，当我们从新闻舆论与司法两者关系的角度考察时，又能突显出两者间另一层面的对立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倾向之所在，社会任何一个群体总是力图趋利避害。原告人为了使自己的合法权益得到切实的保护，希望案件能够得到迅速、及时、准确的处理。当原告或者被害人的利益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保护，或者是案件不能得到公正的处理时，为防止“暗箱操作”，防止自身利益受损，他们就会诉诸于新闻舆论，希望以此种方式来促成案件的解决。从中国的现状来看，当事人诉诸于舆论而使案件得到重视并迅速解决的案例屡见不鲜。从被告或者是犯罪嫌疑人的角度来讲，为防止新闻“审判”和传媒“声讨”，他们不希望新闻舆论介入到司法中。当新闻媒体介入到司法中来的时候，新闻媒体带有主观性与倾向性的新闻报道，势必对执法者产生一定的舆论压力，司法人员不得不重新审视案件的社会影响力，从而影响到对案件的处理结果，其表现往往是加重了对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的惩罚力度。
随着冲突的不断升级，在理论界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是排斥论，另一种是监督论。
排斥论的观点主要是由法学界所坚持。持排斥论者认为，如果让新闻舆论监督司法，则对执法者会造成一定的精神压力，会对司法者的思想和行为产生一定的约束，对违法者和受害者则可能出现不公正的对待。总体而言，就是如果让舆论监督司法，可能会影响司法的公正与司法独立。但是在当代中国除了这个方面的原因之外，更重要的原因则是我国的主流新闻媒体往往属于“党报”性质或者是属于某一特定机关的“机关报”，而我国又是一个比较重视行政权的国家，由此可见，我国的新闻媒体受到行政权的干预很大，而批评性的报道一经刊登，则意味着是对司法机关发出一种信号，而令司法者不得不对此案件另眼相看，从而对案件的处理结果产生直接影响。
监督论的赞成者则是新闻界。由美国大法官斯特瓦特创设的“第四权力理论”，这个“第四权利力”指的就是新闻舆论，它虽然不是国家权力，但是它随着新闻媒体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的作用的日益增强，而显得越来越重要。在当代中国，新闻舆论也不是一种国家权力，同样是一种从宪法中延伸出来的社会权利。新闻界认为，让新闻舆论来监督司法，不仅可以使司法人员加强自己的责任心，保证案件能及时，正确的处理；也有利于保证人民群众的对国家活动，尤其是司法活动的参与权和知情权。让新闻舆论来监督司法，也可以使国家的政法，经济，文化生活在法律和道德所规范的界限内活动。
三、新闻舆论监督与司法的统一
矛盾分析法是指导我们认识事物间关系的重要方法论，其核心在于承认在一对有机矛盾中对立性和同一性是事物矛盾所固有的两种相反而又相成的基本属性。任何一对矛盾，总是既具有同一性，又具有斗争性，同一性和斗争性，不可分割，是矛盾内部相互依存的两方面。新闻舆论监督与司法任职作为一对矛盾体，我们也不能忽视或割裂其内在的统一性，即所谓的同一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无论是新闻舆论监督还是司法都是追求客观真实为目标。新闻舆论监督通过报纸、电台、电视台以及被称为“第四媒体”的网络，通过文字、图片等特有的方式向广大受众报导事实的真相。虽然在现实生活中，每一名新闻工作者在对司法案件进行报导时，都不可避免地带有主观倾向性，但他们也总是力求达到客观真实，作为新闻报导的内容力争做到客观真实。司法则是通过证据调查，来查明案件的事实，以司法文书的形式来达到对守法者行为的肯定性的评价，对违法者行为的否定性评价。
第二，司法与新闻舆论的最终价值都在于追求社会公平与正义。司法通过依靠符合社会一般人利益的公共意志，即法律来解决纠纷，保障权利人的合法权利，敦促义务人履行义务，惩罚违反义务之人，司法所依据的是法律上认可的本案的事实，不仅要参照实体法，也要依据程序法，以追求法律上的公正；传媒则通过激发公众内心的价值标准，即道德来评判是非，否定义务人违反义务的行为，以追求道德上的公正。
第三，司法活动与新闻舆论监督都是靠公信力才具有生命力。“只有最崇高的理想，最严谨追求真理的热望，最正确丰富的知识，以及最忠诚的道德责任感，才能将新闻事业，从商业利益的臣属，自私自利的追求，以及社会利益的敌对中拯救出来。”（普利策语）新闻舆论对司法活动进行监督是代表公民行使知情权，表达自由权，批评建议权，以达到对国家和社会进行管理和监督，因此，这要求新闻媒体本身就要有高度的自律意识，清醒的“角色意识”。过多不当的报道，所形成的不当的新闻舆论监督，不仅会破坏公众对司法的信任，损害司法权威乃至国家形象，而且也会大大降低公众对新闻媒体的信任。同样，司法活动中也十分强调公信力的表现，公示主义，审判公开原则等等都彰显了其对公信的强调。
四、实现两者的良性互动
其实司法和传媒一定程度的紧张与冲突是正常的、必然的、客观的现象，它决不是无序的，但放任它的激化与升级对社会的稳定与发展是十分有害的，我们应当努力推进两者良性互动局面的形成，然而这需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调整与磨合过程，因为这两大社会力量之间的互动必须是在清晰的制度框架的基础上，其有赖于我国各项制度完善。已有学者提出，应尽早制定一部《新闻法》或者是《大众传播法》，亦或者是一部《舆论监督法》，这样可以有效的协调司法与新闻舆论监督之间的关系，使新闻舆论更有效的在法制的轨道内运行，发挥其对司法的监督作用；同时也使司法工作能在舆论监督下保持其应尽的独立性和公正性。的确，制定一部有关新闻、舆论、大众传播的法律的确是现代法制国家，也是我国法治进程所必须的。但是，目前存在的问题是我国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都处于转型时期，民主和法制建设都不甚完善，司法和传媒都还不够成熟，过早制定一部这样的法律，容易使舆论监督的手脚被束缚，从而限制了新闻舆论监督的作用；同时也不利于拓展司法透明的空间。更何况，在我国目前的状况下，并不具备出台这样的法律的现实土壤；即使强行出台也只能落得个被束之高阁的下场，难以实现应有的法治目的。
那么，在笔者看来，当下我们能做的和应该做的是从新闻媒体、司法机关、和公众三方面努力，积极推动良性互动的实现进程，具体来讲如下：
首先，新闻媒体，尤其是作为报道有关政法方面的新闻工作者，应形成较为专业化的特点，即既要有过得硬的新闻理论素养，又要具备一定的法律知识；要尊重司法机关和司法规律，恪守新闻职业道德，避免新闻侵权，负有责任感，审慎客观，切忌盲目和随意。新闻机构要建立行之有效的事前检查和事后监督体制，明确记者和编辑的责任。从具体制度上讲:
第一，严格限制新闻媒体评论仍处于诉讼中的案件。应当特别注意的是，在案件的立案、侦查、起诉阶段，新闻媒体对案情发表的评论应当主要限于程序是否违法以及司法人员的办案作风上，而对于案件的实体问题则不应当发表任何评论。对于处于审判阶段的案件，也不能发表任何带有倾向性的意见，更不能对案件的处理随意下结论。第二，在任何的情况之下，即使是司法机关或其工作人员确有违法违纪行为，新闻媒体都不可以对司法机关人员进行人身攻击，不可以播出或刊发任何对司法机关工作人员有人身侮辱和人身攻击内容的报道和评论，只能就事实说话，要维护司法人员的人格尊严。另外，还有记者的法庭报道和采访要经法院同意等等。
其次，司法机关要提升队伍素质，提高办案效率与水平，严格依法办案，增强自己抗外界干扰的能力；要坦然面对新闻监督，在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与司法权威的前提下，落实审判公开的原则，允许新闻记者旁听并做必要的采访和报道；同时也要看到正确的新闻监督对司法活动所拥有的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正确认识新闻舆论监督的特点，对新闻监督的失误持宽容态度。令人欣慰的是，我们的司法机关已经意识到了舆论监督的重要性，在司法独立与新闻监督的关系上表现出了灵活的姿态。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在与中央新闻单位座谈会上即指出，人民法院工作的宗旨是贯彻实施法律，主持社会正义。新闻媒体的价值也是宣传弘扬法律，维护社会正义。从这一意义上讲，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中，人民法院与新闻媒体的任务和目标是一致的。他希望新闻单位和人民法院之间相互了解、理解、谅解，互相支持、合作，共同促进司法公正和社会进步。肖扬还同时提出了保护正当舆论监督的六点要求和对新闻舆论监督的六点期望。这些都有利于两者的衡平与和谐关系的建立。
最后，对于普通公众而言，不断增强自己的法律意识，认清新闻监督和司法活动的不同性质，正确运用这两种方法解决问题；同时要做到客观面对新闻报道，尊重事实，不盲从。
五、结语
总之，随着新闻媒体、司法机关以及公众的不断成熟，随着制度上、观念上不断完善的准备，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国定能合时宜的出台一部能被人们接受并得到很好施行的有关新闻舆论的法律，以很好的推动和促进新闻舆论监督与司法活动的良性互动，实现公平正义，推动社会的健康有序进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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