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印发《全国律协秘书处关于进一步加强自身建设的意见》的通知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
关于印发《全国律协秘书处关于进一步加强自身建设的意见》的通知
为适应新形势新任务对全国律协秘书处工作需要，更好地履行职责使命，经研究制定了《全国律协秘书处关于进一步加强自身建设的意见》，现印发你们，请认真学习并切实加以贯彻落实。
附：《全国律协秘书处关于进一步加强自身建设的意见》
二○一二年四月十二日
全国律协秘书处关于进一步加强自身建设的意见
为了进一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律师工作的指示精神，根据当前律师事业发展需要，着眼于依法、规范、充分、高效履行全国律协秘书处工作职能，切实增强工作能力，进一步调动秘书处工作人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提高工作效率，现结合秘书处工作的实际情况，就进一步加强秘书处建设提出如下意见。
一、指导思想和总体目标
（一）指导思想：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认真贯彻落实中办发[2010]30号文件精神，以引领律师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工作者为使命，以“强素质、转作风、树形象”为载体，坚持不懈地开展秘书处思想建设、能力建设、制度建设、作风建设、班子建设，求实创新，锐意进取，努力开创秘书处工作新局面，为推动我国律师事业又好又快发展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二）总体目标：秘书处工作人员理想信念进一步坚定，综合素质和工作能力不断提高，工作作风全面改进，整体形象得到改观，工作环境明显改善，努力建设一支讲政治、顾大局、善服务、守纪律的秘书处团队。
二、工作措施
（一）进一步加强思想建设，确保正确方向
做好全国律协秘书处工作，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是根本。要通过组织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增强秘书处工作人员在全国律协工作的荣誉感、使命感，确立自觉为律师事业奋斗的责任心和奉献精神；要认真组织秘书处工作人员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全国政法工作会议精神，中办发[2010]30号文件，学习贯彻周永康同志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和在与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第八届理事会成员座谈时的重要讲话，扎实开展“大学习、大讨论”活动，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工作。认真学习贯彻司法部党组关于律师工作的一系列指示精神，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始终从政治和全局的角度来思考、谋划工作，确保思想上的清醒和坚定，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全国律协工作中得到全面贯彻落实。深入学习政法干警核心价值观的科学内涵，充分认识政法干警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作用，在提升自身价值观的同时，教育和引导广大律师自觉形成以政法干警核心价值观为主要内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律师执业精神。要进一步加强协会党总支建设，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要加强学习培训工作，积极开展创建学习型秘书处、学习型部室活动，在学习政治理论的同时，把增加律师业务知识、创新知识、公共管理知识等纳入学习计划，坚持每周半天的政治业务学习制度。树立终身学习理念，组织工作人员经常下基层调研，体验生活，不断提高思想政治素质、政治理论水平和业务能力。
（二）进一步加强能力建设，不断提高协会管理和服务水平
新形势新任务对全国律协秘书处工作人员能力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必须大力加强秘书处从事管理和服务的能力建设，充分履行《律师法》赋予的各项职责。不断提高秘书处服务大局的能力。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思考、谋划、落实各项工作任务，保证协会工作的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让党和政府满意，让人民群众满意，让广大律师满意。要当好参谋助手，更好地为协会党组决策献计献策。不断提高秘书处依法依章程履职的能力。通过定期举办与律师管理和业务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行业规章的系列培训，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学以致用，努力实现协会工作科学化、规范化管理。不断提高秘书处服务广大律师的能力。紧紧围绕“知律情、解律意、暖律心”的服务宗旨，采取有效手段，积极为律师行业拓展业务、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牵线搭桥，为律师提升服务层次创造条件，为律师维护执业合法权益提供支持。不断提高秘书处工作创新的能力。认真组织实施本届全国律协四年工作规划，加强新形势下律师工作研判，积极探索，勇于实践，积累经验，形成协会工作的新思路、新办法和新举措，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做好新形势下协会工作。
（三）进一步加强制度建设，推进规范化管理
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并切实得到执行，做到用制度管人、管事，是秘书处规范化、精细化管理的重要内容。要严格按照部政治部批准的岗位设置方案，建立岗位责任制度，明确秘书处各部室任务和人员编制，以任务定岗位，以岗位定人员，责任落实到人，各尽其职，做到事事有人负责。明确各部室之间责任和关系，形成协调配合、相互联动的工作格局。进一步健全和完善财务管理制度，加强会费的支出管理，强化内部审批机制，达到保证运行、厉行节约、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的目的，增强财务透明度和公开度，加强对遵守财经纪律情况的监督。建立健全有效的激励制度，奖优罚劣、奖勤罚懒。进一步规范办文、办会制度，严格办文程序，以精益求精的态度，认真对待每个文件、材料，确保文稿质量。严格执行党组会、理事会、常务理事会、会长办公会以及各专门、专业委员会等各类会议制度，使每次会议都做到准备充分，服务周到，组织有序，保证质量。建立人才培养和选拔制度，用创新的精神选拔人才、使用人才，为秘书处的建设与发展提供人才保证和智力支持。加强对年轻干部的培养、锻炼和使用，把优秀的年轻干部放到关键岗位上经受锻炼、增长才干。健全对外宣传和外事工作制度和工作程序。加强机关办公自动化建设，进一步提高工作效率。
（四）进一步加强作风建设，形成机关良好工作作风
全国律协是律师行业全国性自律性组织，秘书处工作作风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党和政府对律师工作的评价，关系到在全国律师中的威信和形象。要把秘书处作风建设作为自身建设的重中之重，下大力气改进机关工作作风。要强化工作人员责任意识，本着对律师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勤勉尽责，兢兢业业，高标准、高质量地干好本职工作。强化创新意识，用创新的思维、思路推动行业自律管理的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通过创新工作载体、工作方法，进一步增强协会工作的科学性、系统性、预见性，使协会工作更好地为广大律师服务。强化实干意识，形成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工作精神和工作氛围，把真抓实干体现在每个人的实际行动上，把心思放在“干实事”上，把作风转到“快干事”上，把目标定在“干成事”上。强化奉献意识，引导干部职工树立勇于奉献、甘于奉献的崇高精神，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正确处理好个人与集体的利益关系，坚持以集体利益为重，在工作上不斤斤计较、患得患失。整顿工作纪律和工作秩序，集中一段时间开展“强素质、转作风、树形象”教育活动，对存在的“庸、懒、散”现象进行整治。通过治“庸”提高工作能力，通过治“懒”提高工作效率，通过治“散”树立团队风气。杜绝上下班迟到早退，串岗闲聊，热衷上网聊天、玩游戏，传播小道消息等不良现象。加强环境建设，确保办公环境整洁、优美。注重文明礼仪，树立良好的精神风貌和整体形象。
（五）进一步加强班子建设，增强秘书处的向心力、凝聚力和战斗力
加强班子建设是秘书处建设的核心。要按照中央和司法部有关领导班子建设的原则和要求，建立健全民主科学的决策机制，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实行集体领导与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对于重大活动、数额较大的项目支出、人事任免等事项，要经过秘书长办公会集体讨论决定。要切实增进班子团结。大事上讲原则，小事上讲风格，相互尊重、相互支持、相互配合，做到政治上相互支持不猜疑，工作上相互配合不拆台，生活上相互关心不冷漠，形成一个风清气正的工作氛围。要切实关心协会人员生活，有效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真心诚意办实事、办好事，凝聚人心、凝聚力量，努力使协会人员工作有劲头、事业有奔头，充分调动和激发全体人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扎实推进班子作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要求班子成员重品行、作表率，认真学习贯彻胡锦涛总书记在中纪委七次全会上的讲话精神，倡导和树立“八个方面”的良好风气，自觉抵制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正正派派做人，清清白白处事，勤勤恳恳工作，要当好反腐倡廉的排头兵。督促秘书处各部室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严格按照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目标责任制的要求，积极主动抓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坚持艰苦奋斗，保持勤俭本色。办一切事情都要遵循勤俭节约、艰苦创业的原则，量力而行，精打细算，坚决反对讲排场、比阔气，铺张浪费。
三、加强秘书处建设工作的组织领导
（一）统一思想，提高认识。进一步加强秘书处建设对于全国律协提高行业自律水平和能力，推动律师事业又好又快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和意义。要通过“为什么要建设”、“怎样建设”的学习讨论活动，教育引导秘书处全体人员进一步提高认识，统一思想，积极行动起来，把秘书处建设作为本届律协一项重要工作任务落到实处。
（二）加强领导，积极推进。为保证秘书处建设工作顺利有序开展，成立由秘书长任组长，协会各副秘书长任副组长，各部室负责人为成员的秘书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组织领导工作，及时研究解决秘书处建设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
（三）完善机制，务求实效。结合年终考评工作开展秘书处建设先进部室评比活动，每年评出先进部室和个人，予以表彰奖励。对群众极度不满意的部室，要对该部室负责人进行教育和问责。在各部室之间，形成“比、学、赶、帮、超”的良好氛围。要健全完善对秘书处工作人员相关精神、物质奖励制度，建立长效激励机制，确保秘书处建设扎实有效地推进。
中国古代“五听”制度述评
奚玮 吴小军
【摘 要】听讼制度在中国古代刑事诉讼中占据重要的地位。中国古代重实体、轻程序的传统，使得通过听讼探究案件事实真相，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五听”即辞听、色听、气听、耳听和目听，是中国古代听讼的基本方式。本文立足于中国古代刑事诉讼，追溯“五听”制度的历史沿革，以案例形式归纳“五听”制度的类型，并在此基础上对“五听”制度作一价值评析，管窥这一制度对现代刑事诉讼的启示，以期为我国当代法制建设提供借鉴。
【关键词】 古代刑事诉讼 “五听”制度 判例
一、“五听”制度的历史沿革
有社会就有矛盾，有矛盾就会有纷争，而纠纷的解决需要有一定的渠道，否则秩序无以维护，社会无法发展，个人的进步更是无从谈起。告之于官府，由第三者对纷争进行裁断，成为消弭社会矛盾的重要方式。诉讼尽管不是唯一的、首选的纠纷解决途径，但却是最终的国家正式的救济制度，诉讼“定纷止争”的功能即在于此。纷争的解决，大抵分为事实调查与法律适用两个过程。事实调查是法律适用的基础，只有在查明事实的前提下，才能准确地适用法律。这一点在我国古代“重实体，轻程序”的刑事诉讼中显得尤为突出。听讼旨在通过当事人 尤其是被告人的陈述，查明案件真相，而“五听”则是中国古代法官审判案件的主要方式，它要求法官通过对当事人察言观色，通过五种具体的方式审理清楚案情，然后进行公正的判决。
（一）奴隶社会的“五听”制度
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纷争之事自不可避免。《周易·序卦传》云：“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盈天地之间者，唯万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也……需者饮食之道也。饮食必有讼，故受之以讼。”意思是说“有了天地，万物开始产生……讼承继需，需为供养，讼为争斗，为了争取供养必然发生争讼”，这段话阐明了讼之缘起，揭示了诉讼的产生有其历史必然性。《周礼·地官·大司寇》：“凡万民之不服教而有狱讼者与其地治者，听而断之。”注：“争罪曰狱，争财曰松。”这是“讼”的原有含义。孔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 这个“讼”是广义的，泛指狱讼之事。本文立足于中国古代刑事诉讼，在广义上使用“听讼”一词。
“五听”制度在我国源远流长，早在奴隶社会即已存在。《尚书·吕刑》记载：“听狱之两辞”，“两造具备，师听五辞，五辞简孚，正于五刑”，意思是说当时的司法官“断狱息讼”时，在要求原告和被告双方当事人都到齐后，应当认真听取诉讼双方的陈述，通过察看“五辞”的方法，审查判断其陈述是否确实，并据以对案件事实作出判断，进行定罪量刑。《周礼·秋官·小司寇》中说：“古者取囚要辞，皆对坐。”在审讯时司法官要察言观色，所谓：“五声听狱讼，求民情：一曰辞听（观其出言，不直则烦），二曰色听（观其颜色，不直则赧然），三曰气听（观其气息，不直则喘），四曰耳听（观其听聆，不直则感），五曰目听（观其眸子，不直则?然）。” 这就是要求司法官在审理案件时，应当注意当事人的陈述是否有道理，陈述时的神情是否从容，气息是否平和，精神是否恍惚，眼睛是否有神，并据此综合判断其陈述是否真实，从而对案情作出判断。 这可以说是我国古代对五听制度的明确记述。除了以“五听”的方式对陈述的情况进行综合考察外，还要求司法官在听讼时“察辞于差” ，注意比较和发现陈述人言词中的差异和矛盾。司法官审理案件时除了直接听取当事人陈述，辨别其中的矛盾外，在必要时还应当广泛调查，对细末之处也应一一核对清楚，未经查实者，不得作为定案根据，即所谓的“简孚有众，惟貌有稽”、“无简五听” 。
（二）封建社会的“五听”制度
封建社会的法律承继了奴隶制社会“以五声听狱讼，求民情”的要求。在秦朝，凡狱讯：“必先尽听其言而书之”，如果供词矛盾或情节陈述不清，可以反复讯问，如当事人多次变供“更言不服”者，可用刑讯，即“笞掠”。[1](P.133)汉时对被告进行审讯，称作“鞫狱”，据《尚书·吕刑》所言：“汉世问罪谓之鞫”，并沿用“五听”之法。[1](P.194)到了唐朝，五听制度进一步发展，为后世所继承。《唐律·断狱》规定：“诸应讯囚者，必先以情审查辞理，反复参验；犹未能决，事须讯问者，立案同判，然后拷讯”。《疏议》又注解：“察狱之官，先备五听，又验诸证信，事状疑似，犹不首实者，然后拷掠。”[2](P.592)要求司法官在审理案件时，必须通过五听的方式，依据情理审查供词的内容，然后同其他证据进行比较印证，检验证据的可靠性。宋承唐制，根据《宋刑统》规定：凡审理案件，应先以情审察辞理，反复参验；如果事状疑似，而当事人又不肯实供者，则采取拷掠以取得口供。元朝要求司法官在审理案件时“以理推寻”，依据该规则：“诸鞫问罪囚，必先参照元发事头，详审本人词理；研究合用证佐，追究可信显迹。若或事情疑似，赃状已明，而隐讳不招，须与连职官员，立案同署，依法拷问。其告指不明，无验证可据者，必须以理推寻，不得辄加拷掠。”或谓“诸鞫狱不能正其心，和其气，感之以诚，动之以情，推之以理，辄施以大披卦及王侍郎绳索，并法外惨酷之刑者，悉禁止之。” 元朝强调在审讯中要遵循“以理推寻”的规则，要求司法官必须先行“问呵”、“讯呵”程序，如果不得“罪囚”的“言语回者”，方可启用“拷掠”、“拷讯”之刑。较之过去，这无疑对“五听”断狱制度的发展，具有进步意义。明朝“问刑官”进行审讯时，要求“观于颜色，审听情词”，对“其词语抗厉，颜色不动者，事理必真，若转换支吾，则比理亏。” 清朝也非常重视通过五听获取“狱囚”的口供，《大清律例》规定：“凡狱囚徒流死罪，各唤囚及其家属，具告所断罪名，仍取囚服辩文状。若不服者，听其自理，更为详审。”[3](P.596-597)
二、“五听”制度的类型化判例
诚如上文所言，“五听”制度作为古代听讼的基本方式，其核心任务在于通过“五听”获取并辨别当事人（尤其是被告人）的供述，从而为查明案情提供依据。这里，拾取数个案例对五听制度的类型作一简述，以明晰在古代刑事诉讼中如何运用“五听”对案件进行裁判。
（一）察色判断
所谓察色判断，是指通过观察当事人的表情和神色，判断其有无异样，从而发现案件疑点，为查明案件真相提供线索。察色判断要求法官深入地洞察当事人每一个细微的神情，敏锐地把握其中的端倪，从而为发现案件真实奠定基础。
案例一：后魏辛祥，为并州平北府司马。有白壁还兵乐道显，被诬为贼，官署皆疑之。祥曰：“道显面有悲色。案狱以色，其此之谓乎！苦执申之。月余，别获真贼。
案例二：后唐孔循，以邦记贰职，权领夷门军府事。长垣县有四盗巨富，及败，而捕系者乃四贫民也。盖都虞候者，郭从韬之僚婿，与推吏、狱典同谋锻成此狱，法当弃市。循亲虑之，云：“适此狱吏高其枷尾，故不得言。请退左右，细述其事。“即令移于州狱，俾郡主簿鞫之。受贿者数十人，与四盗俱伏法，四贫民获雪。
上述案例一中，辛祥因“囚有悲色”，遂“苦执申之”，平反了冤狱；案例二中，孔循因囚经过萧墙而“屡顾”，因召问之，转入州狱，查明了案情。通过察色，可以发现案件疑点，断定有无冤情，通过进一步调查取证，查清案件事实，揭露惩罚犯罪。
（二）闻声判断
闻声判断是以心理学为依托，依据一般情况下正常人所表现出来的心里状态，通过聆听当事人的声音（如哭声）来判断案件的蹊跷，从而为查明案件真相提供线索。
案例一：庄遵为杨州刺史，曾巡行部内，忽闻哭声，惧而不哀。驻车问之，答曰：“夫遭火烧死。”遵令吏守其尸，乃有绳集于首，批髻视之，得铁钉焉。因知此妇女与人共杀其夫也。
案例二：张泳尚书镇蜀日，因出过委巷，闻人哭，惧而不哀，遂使讯之。云：“夫暴卒。”乃付吏穷治。吏往熟视，略不见其要害。而妻教吏搜顶发，当有验。乃往视之，果有大钉陷其脑中。吏喜，辄矜妻能，悉以告泳。泳使呼出，厚加赏方，问所知之由，并令鞫其事，盖尝害夫，亦用此谋。发棺视尸，其钉尚在，遂与哭妇俱刑于市。
在案例一中庄遵在听到“惧而不哀”得哭声后，发现事情的蹊跷，通过进一步勘验检查，查明了案件事实；案例二中，张泳也是在听到“惧而不哀”的哭声后发现了犯罪的线索，而且从吏妻的“能事”入手，查明了其杀害前夫的犯罪事实。闻声判断是有一定心理学依据的，因为在一般情况下，正常人对其亲人所表现出来的心里状态，应当是有病则忧，临死则惧，既死则哀。“惧而不哀”的哭声所表现出来的是恐惧心理而非悲哀感情，这种反常的现象为发现案件线索提供了可能。当然，只有在据此取得了其他确实可靠的证据之后，才能全面准确地认定案件事实。
（三）言辞判断
言辞判断是通过甄别当事人的陈述或供词，发现其中的真伪，从而为进一步调查取证和探明真相提供条件。
宋理宗时，赣州云都县黎子伦家被寇劫杀。子伦素与其族黎千三兄弟交恶，疑之，遂讼之。邑差县尉成某体究追解。子伦贿尉捕黎千三、黎千五、黎千六及邻里、亲戚十五人解官。千三兄弟诬伏焉。未几，巡司获到正寇丁官等一十六名。子伦贿以黎为首，丁为从，结款解州，审勘无异。申提刑司，时吴恕斋革为宪，疑之。盖尉司取到黎千三初款，既无丁官诸人同行之词；巡司取到丁官诸人初款，亦无黎千三名字。各各审问，黎称冤而丁官伏罪。遂对移，赵知录为赣县东尉，胡某尉知录。讼一干人审复，具得丁官等劫杀之情，咸服其辜。州、县吏并配广南，知录赵某、云都宰赵某、县尉成某并降县，辟东尉胡某正任知录，黎子伦脊权十五、编管五百里，以其家遭劫，免行，出谷三十五石与黎千三造屋。时以为神政。
该案中，吴革从初审县尉记录的黎三千最初的供词中，并无丁官等人同行的内容，而巡司记录的丁官等人最初的供词中，也五黎千三的名字等疑点入手，对调县尉进一步审理，终于查明了案件的来龙去脉。言为心声，通过当事人的言辞，不难窥见其内心活动。因而，言辞判断是发现案件线索，判断证据真伪，以便进一步调查取证和查清案件事实的重要途径。
（四）情理判断
所谓情理判断，是司法官从一般人情、常理入手，通过探究案件事实中不合情理的情节，揭示其中的深层原因，从而查明案件的真相。
案例一：苏涣郎中知衡州时，耒阳民为盗所杀，而盗不获。尉执一人，指为盗。涣察而疑之，问所从得，曰：“弓手见血衣草中，呼其齐视之，得其人以献。”涣曰：“弓手见血衣，当自取之以为功，尚何呼他人？此必为奸。”讯之而服。他日，果得真盗。
案例二：程戡宣徵，知处州。民有积为仇者，一日，诸子私谓其母曰：“今母老且病，恐不得更寿，请以母死报仇。”乃杀其母，置仇人之门，而诉于官。仇者不能自明，而戡疑之。僚属皆言理无足疑，戡曰：“杀人而置其门，非可疑靥？”乃亲劾治，具得本谋。
案例一中，弓手发现血衣后不是“自取之以为功”，而是呼他人证实该事，苏涣从弓手这一反常的表现，分析其中的缘由，从而查明了弓手嫁祸他人以邀功的事实。案例二中，程戡从行为人杀人后不是移尸他处，而是置于自家门前这一有违情理的举动，辨明是非，查清了案件事实。
（五）事理判断
所谓事理判断，是司法官通过对一般事理即事物本身所具有的属性进行分析，揭示案件的疑点，为正确查明案情提供线索。
案例一：张升丞相，知润州，有妇人，夫出数日不归，忽闻菜园井中有死人，即往视之，号哭曰：“吾夫也。”遂以闻官。升命属吏集邻里，就其井验视其夫否。皆言井深不可辨，请出尸验之。升曰：“众皆不能辨，妇人独何以知其为夫？”收付所司鞫问，果奸夫杀其夫，而与闻其共谋也。
案例二：李兑尚书知邓州，有富人缚其仆至死，系颈齐井中，以自溢为解。兑曰：“投井固不自溢，自溢岂复投井？此必吏受赇，教富人使不承耳。”已而案之，果然。
案例一中，张升通过众人皆不能辨认井中之尸而独有妇人声称系其夫之尸这一违反常理的表现，进一步查明了其奸杀的事实；案例二中，李兑根据颈中之尸有缢痕这一事实，利用投井或自溢必居其一的规则，推断该案是他杀而非自杀 ，从而进一步查明案件事实。
三、“五听”制度的价值评析
“五听”制度从最早奴隶制的周朝发端，后为封建历代承继并发展，显示出其顽强的生命力，对我国古代诉讼实践影响深远。从形态来看，最初表现为辞、色、气、耳、目五种对陈述人表情的感性认识，构成了“五听”制度的基本内容；在此基础上进而发展为“以理推寻”，以情理和事理进行判断的方式，这种理性认识的渗入极大地丰富和深化了“五听”制度的内涵。至此，我国古代五听制度兼具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合理因素，其体系更加成熟和完备。
“五听”制度的产生和发展不是偶然的，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在古代社会，生产力不甚发达，人们认知自然和社会的能力有限。 而纷争的发生却不可避免，为消弭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秩序，通过查明案件真相而实现社会正义成为诉讼的重要任务。而案件事实一旦发生，则成为过往的历史事实，不可重现。要查清案件的真相必须借助于犯罪行为遗留于时空的“蛛丝马迹”，对过往事实予以重构，使犯罪事实得以还原为其本来面目，而这一还原工具即是证据。获取证据的方法有人证与物证之分，在认知能力颇为有限的古代，则更注重通过人来获取案件证据（当然这并不否认物证的作用），其最突出的表现是获取当事人（尤其是被告人）的陈述。 “五听”制度即旨在通过甑别当事人的陈述以准确查明案件事实。
五声听狱讼，是古代司法官在审理案件时须遵循的要求。晋朝以注释晋律而著称的张裴对此论证道：“夫刑者司理之官，理者求情之机，情者心神之使，心感则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畅于四支，发于事业，是故奸人心愧而面赤，内怖而色夺，论罪者务本其心，审其情，精其事，进诸取身，远诸取物，然后乃可以正刑。”[4](P.236)这是从心理学角度来阐明五听的必要，有其科学性。接着他又阐述受审人的各种表情可能反映的事实：“仰手似乞，俯首似夺，捧手似谢，拱臂似自首，攘臂似格斗，矜庄似威，怡悦似福；喜怒忧惧，貌在声色；奸贞猛弱，候在视息。” [4](P.236)这些看法有失偏颇，因为受审人的情况各不相同，对他们在受审时的表情，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依靠已获取的各种证据加以比较印证，才有助于辩明其思想动机，从而采取相应的对策来促使其如实供述。如果仅凭“五听”，只根据受审人的表现来确定案件事实，往往会导致主观臆断，造成冤假错案。后周时的苏绰则认为：好的司法官应当“先之以五听，参之以验证，妙睹情状，穷鉴隐状。使奸无所容，罪人必得。”[5](P.388)尽管他指出了要“参之以验证”，但把通过“五听”，借察言观色来“穷鉴隐状”，难免事与愿违，陷入主观唯心主义的窠臼。
以现代观点评价“五听”制度，其合理性主要体现如下：首先，以五声听狱讼，要求法官亲自坐堂问案，面对面地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并观察其表情和神色，这有助于通过比较分析和综合判断，准确查明案件事实，从中体现了审判的直接原则和言词原则。其次，“五听”制度以人的感性认识为基础，进而上升为理性认识，运用事理、情理和逻辑推理对案件进行判断。“五听”总结了审判实践中一些有益的经验，其内容含有一定合乎审讯学、心理学和逻辑学等的正确成分。最后，“五听”制度对古代司法官提出了较高的标准，要求其必须具有较强的观察能力和分析能力，以“体察民情，通晓风物”，做到准确判案。
当然，“五听”制度的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首先，“五听”制度过于强调司法官利用察言观色对证据作出判断，具有较大的任意性和盲目性，很容易导致主观擅断、造成冤假错案。其次，“五听”制度过分依赖司法官的高素质，而在古代整个司法官群体素质不高的情况下，这一制度往往很难切实发挥积极作用。最后，“五听”制度强调口供的证据价值，而在司法实践中往往为司法官在“情不得实”时，施以刑讯大开方便之门。
四、“五听”制度对我国当代刑事诉讼的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