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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阿曼苏丹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阿曼苏丹国政府文化、卫生、新闻合作协定一九九七、一九九八、一九九九年文化执行计划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阿曼苏丹国政府为发展两国的文化关系，加强两国文化领域的友好合作，根据两国1981年8月15日在北京签署的文化、卫生、新闻合作协定，同意签署1997、1998、1999年执行计划，条文如下：

　　　　　　　　　　　　　　　　　　第一条

　　双方鼓励互办文化和艺术展览，具体细节在适当时间商定。

　　　　　　　　　　　　　　　　　　第二条

　　双方鼓励中国国家图书馆与阿曼国家图书馆交换资料和印刷品。

　　　　　　　　　　　　　　　　　　第三条

　　双方派政府文化机构官员互访，鼓励文化、艺术和文学界人员互访，以便交流经验。访问人数和时间通过外交途径商定。

　　　　　　　　　　　　　　　　　　第四条

　　双方鼓励在儿童文化和其它文化活动方面的合作与交流。

　　　　　　　　　　　　　　　　　　第五条

　　双方鼓励考古、博物馆方面的专家和专业人员互访，并互换该领域的资料和印刷品。

　　　　　　　　　　　　　　　　　　第六条

　　双方鼓励相互举办展览、文化周。

　　　　　　　　　　　　　　　　　　第七条

　　双方鼓励在修缮手抄本和文献方面交流经验。

　　　　　　　　　　　　　　　　　　第八条

　　双方可通过外交途径实施上述协定第二条规定范围内的本计划外交流项目。

　　　　　　　　　　　　　　　　　　第九条

　　本计划通过外交途径予以实施。

　　　　　　　　　　　　　　　　　　第十条

　　双方应提前一个月向对方提供有关出访人员的资料，提前三个月提供出访团组的资料。出访人员和团组在抵达前三周将确切行期通知接待方。

　　　　　　　　　　　　　　　　　　第十一条

　　派遣方负担出访团组和人员的国际旅费；接待方负担其食宿和国内交通费用。

　　　　　　　　　　　　　　　　　　第十二条

　　属本计划内派出的人员在访问期间如患病，接待方负担其急诊医疗费用。

　　　　　　　　　　　　　　　　　　第十三条

　　送展方负担展品运抵首展地和由最终展地运回的运输费用和保险费用；承展方负担组织、展厅租用、说明书、海报印刷及展品在其国内的运输费用。有关展览的资料，送展方应在开幕前三个月寄至承展方。

　　本计划自签字之日起生效。

　　本计划于1997年6月9日在北京签署，一式两份，每份均用中文和阿拉伯文书就，两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 　　 　　　 阿曼苏丹国政府代表

　　　　　　　 　　　　 阿曼苏丹国民族遗产与文化部次大臣

　　　　　　　　徐文倡　　　　　　　　　　　　　萨利姆·伊斯梅尔·本·苏维德


用建章立制为嘉禾事件画句号

杨涛


7月30日《新京报》报道，湖南省检察院日前已正式启动对嘉禾拆迁事件的刑事调查程序。这是继一个多月前的行政问责之后，嘉禾事件首次正式启动刑事问责程序。此次调查工作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其一是嘉禾县委、县政府原主要领导人、县各政府职能部门负责人是否滥用职权干预司法；其二是原嘉禾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是否玩忽职守”。据悉，此案由最高人民检察院督办，湖南省检察院主办，郴州市检察院协办。
童大焕在7月31日《用刑事问责为嘉禾事件画句号》一文认为，嘉禾拆迁的刑事问责，传出了两个重要的信号：一是司法机关努力摆脱行政干扰的信号；另一个是：对于官员的问责，党纪政纪处分是一回事，法律问责是另一回事，二者不能互相替代。
在笔者看来，尽管刑事问责比起行政问责而言，是前进了一大步，但仅仅是刑事问责还远远不够，更不可能“为嘉禾事件画句号”。相比之下，笔者倒赞同童先生的最后一句话：“我们在表示欢迎的同时，更应该思考如何防患于未然，让司法自始至终摆脱行政的干扰，成为独立维护法律和社会公正与稳定的力量。”或许应该这么说，什么时候建立了司法摆脱行政的干扰并制约行政的独立机制，什么时候对建立了对行政官员滥用职权干预司法进行刑事问责的常态机制，什么时候对建立了上级司法机关和地方人大对下级司法机关的错误裁判和决定有效的纠错机制，就是嘉禾事件给我们带来的反思画句号的时候。
首先，我们看到，刑事问责仅仅是一种事后对行政官员滥用职权干预司法造成重大后果的行为进行追究的一种措施，根本就没有传来“司法机关努力摆脱行政干扰的信号”，在刑事问责后，现存的司法机关人财物受地方行政机关控制的体制还在，而相比之下，事前的预防永远要比事后的惩诫有力的多。因而，这就不能保证今后的嘉禾及其他地方的行政官员不再滥用职权干预司法，也就不能保证嘉禾拆迁的悲剧不再发生。
其次，我们看到，此次的刑事问责的背景是在媒体的大力呼吁下，在国务院的领导高度重视下，由最高人民检察院督办，湖南省检察院主办，郴州市检察院协办下启动的。对于一个追究县级的行政官员的案件来说，这样的架势无疑是高规格的，也是不正常的，事实上，我们还远远没有形成对行政官员滥用职权干预司法进行刑事问责的常态机制，这也就难以保证今后的嘉禾及其他地方的行政官员不会心存侥幸，再利用手中的权力去干预司法，嘉禾的刑事问责也就只有个案意义。
再次，我们也看到，对于嘉禾检察机关错误作出的批捕决定，是在媒体的介入下，由湖南省人民检察院亲自派人赶到嘉禾，从而纠正了当地错误拘留并逮捕拆迁户的做法。我们要问，即使是嘉禾检察机关迫于当地行政压力，为什么没有一个有效机制让上级司法机关来及时纠正下级司法机关的错误决定，而非得要等到高级别的司法机关在媒体的介入下，在事后来进行纠正呢？对于下级司法机关的错误决定，是否应该建立一个有效的机制来进行及时纠错呢？
最后，行政问责也好，刑事问责也罢，对于下级官员和司法机关来说，不能因为执行了上级的错误决定或受到行政压力而豁免，下级官员和司法机关应当执行和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而不是盲从于行政领导。事实上，原嘉禾县城关镇党委书记、商贸城拆迁协调办公室副主任雷知先，在“拆迁事件”也因为是盲目执行上级的错误决定受到处分。那么，我们是否也要建立对司法机关盲目执行行政决定进行行政问责和刑事问责的制度，以保证司法机关正确执行和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增强其对抗错误行政决定的决心与勇气。毕竟，相对于公民的重大权益无端被剥夺来说，司法机关必须迎难而上。
因此，笔者认为，我们不要看到司法机关开始了对嘉禾的刑事问责就可以高枕无忧了，我们还应该更多关心如何从这一事件中汲取教训，建立完善的而有效运行的机制。还是且慢“为嘉禾事件画句号”！

通联：江西省赣州市人民检察院 杨涛 华东政法学院法律硕士 　　邮编：３４１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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