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共犯口供的证明力
吴丹红*
（来源：《刑事法杂志》2001年第5期）
案例：2000年5月28日晚，社会青年甲、乙、丙、丁（年龄均为18岁）从舞厅回家经过某软件商店的存货仓库。甲提议：“我白天见这仓库里放了很多光盘，我们去搞一些来卖吧。”乙、丙、丁随即附和。于是四人趁着夜深人静，用钢管撬开仓库大门，各自拿了两箱电脑软件。甲离家较近，所以很快搬了软件回到家里。乙、丙、丁走在后面，想想不放心：万一第二天被发现了怎么办？于是三人合计后折回仓库准备毁迹。乙说：“便宜了甲这小子，要是出了事，我们就说是大家一起放的火，让他跟咱们有难同当。”于是放火烧了仓库，火趁风势烧了附近的几间民房，共计损失18万多元。后来东窗事发，对于共同构成盗窃罪，被告人均无异议，但对共同的放火罪，甲不承认，却又拿不出证据来否认乙丙丁的一致指证。本案在合议庭的内部引起了争议（并不知道三被告人订立了攻守同盟），有的同志认为甲认罪态度不好，主张给甲定放火罪，并加重处罚。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甲的邻居证明起火的时候甲已经回到房间，才免于错误定案。
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通常被称之为“口供”，一直是我国刑事证据理论中较为复杂的问题。而口供中最为棘手的问题，莫过于如何对待共犯口供的证明力。所谓证明力，是指证据所具有的对案件事实的证明作用，也就是证据对证明案件事实的价值。本文所谈的共犯口供的证明力问题，旨在探讨同案审理的共同犯罪的被告人能否互为证人，在只有共犯口供的情况下能否定案的问题，这不仅直接关系到对被告人的定罪和判刑，而且是关系到如何保证司法公正的重大问题，所以若能从理论上对其加以科学剖析与合理阐释，澄清目前理论界与实务界存在的混乱认识，无疑会具有深刻的实践意义。
一、对共犯口供证明力的认识分歧及评析
从八十年代以来，诉讼法学界围绕此问题曾展开过激烈的争论，众说纷纭，至今尘埃未定。大致有如下三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共犯之间的关系是互为证人的关系，其口供只要可以互相印证，就可以据此定罪判刑；第二种意见认为，鉴于口供的特点和共同犯罪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相互之间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利害关系，即使共犯口供一致，可以相互印证，也不能据此定罪判刑；第三种意见认为，共犯口供的性质仍然是口供，共犯不能互为证人。仍要坚持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只有被告人口供，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第四十六条）的原则。但是，如果同时具备下列条件，则可以在非常慎重的前提下定罪：（1）各被告人分别关押，能够排除串供的可能性；（2）各被告人的口供都是在没有任何违法的条件下取得的，能够排除刑讯逼供或引诱、欺骗的因素；（3）各被告人供述的犯罪事实细节上基本一致，在分别指认的前提下可以确认他们到过现场；（4）共犯只有二人时，原则上不能仅凭口供的相互印证定案，共犯为三人以上时，才可慎重行事。[1]
笔者认为，第一种意见首先混淆了我国刑事诉讼中被告人与证人的本质区别。因为被告人是被追诉和可能被定罪的对象，与案件的处理结果存在着直接的利害关系，属于诉讼当事人；而证人与案件的处理结果并无直接的利害关系，只是案件的“局外人”，两者的地位显然不同，由此被告人口供和证人证言的可靠性是显然不同的，一般来说后者的虚假成分更大；其次，即使把共犯口供当作证人证言看待，如果能相互印证但没有其他证据，仅共犯口供的一致而定罪，这也是与我国证据制度的原则和精神相悖的。因为只有共犯口供的情况下，其真实性和可行性仍然是不能确定的。“以口供证实口供，无异于以一个确定的因素去证明另一个不确定的因素，其结论将依旧是不确定的。”[2]如果将同案被告人的口供，互相作为证人证言对待，实际上是人为地制造了一种口供以外的“其他证据”，它曲解了立法精神，而且极容易铸成冤假错案。第二种意见似乎是一种太绝对化的观点，相对来说第三种意见兼顾了原则又附加了例外情况，被大多数学者认为是比较全面的，但笔者认为它并不具有现实性，因为在实践中实际上很难把握其所列举的条件：第一，对被告人有无串供的可能性的判断一般只限于表面判断，即使分别关押也不能排除被告人事前统一口径，如本文所述案例；第二，案件是客观发生的，其证据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事实上几乎不存在仅有共犯口供，而无其他证据的情形。确认共犯可作为定案根据的例外情况为侦查人员怠于收集提供了借口；第三，由于目前实践中很难完全排除刑讯逼供和诱供的因素，确认例外情况无形中诱使办案人员采取更隐蔽的方法违法获取口供，助长偏重口供的势头；第四，即使在很慎重的情况下，根据共犯口供定罪仍存在与案件事实不符的可能性，这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使无辜者被错误定罪的风险。笔者认为第二种观点虽然绝对，却应当是最合理的选择。详细的理由将在本文的第二部分展开。
二、严格确立不能仅凭共犯口供作为定罪根据规则
如何对待共犯口供，似乎是一个两难的问题。有学者指出，如果允许仅凭共犯口供定罪，由于共犯之间的利害冲突，有可能会存在嫁祸于人、主犯从犯地位颠倒等实体法上的问题，导致事实的误认甚至无中生有；更严重的是有可能导致警察仅仅通过逼取口供来破案，忽视对其他证据的收集和调查，一旦被告人招认就万事大吉，这就必然会导致偏重口供、违法取供。如果不允许仅凭口供定案，会导致案件中可据以定案的证据减少，很多案件无法作出有罪判决，会有放纵罪犯的危险。[3]这实质上体现了刑事诉讼中的利益权衡与价值冲突：是偏重打击犯罪还是保障人权？从一定角度来说，打击犯罪也是为了保障人权，二者的基本落脚点应统一于保障人权——不仅保障被告人的基本人权，也保障无辜的人不受追究。我们不得不承认，任何程序其实都不能完全做到惩罚犯罪并保护无辜者，做到每个案件的实体公正，好的程序设置只能在倾重于惩罚犯罪还是倾重于保护人权之间寻求平衡。按照波斯纳的分析，对无辜者定罪处刑的道德成本大于对有罪的人放纵惩罚的道德成本，所以总的错误成本前者要大于后者。[4]从实践来说，一次对无辜者错判的危害可以抵销十次公正的审判。反思我国历来“宁可错杀，也不放纵”的刑事政策，笔者认为我国当前缺失的是保障无辜者的机制，这与越来越注重人的价值的国际刑诉发展趋势是不相吻合的。主张前述第三种观点的人之所以要增加特殊情况下可以凭共犯口供定罪的若干条件，实质上仍是出于对可能因证据不足而放纵罪犯的深深忧虑之表现。的确，不如此做，有的案件可能会因只有共犯口供而无其他证据导致不能定罪，但是，这种案件永远是极少数，即使存在放纵罪犯的可能，也是以个案的不公正换取程序整体公正的合理代价。
而且，从我国刑事诉讼的立法和实践来说，笔者认为也应严格确立不能仅凭共犯口供定罪的规则，因为：
第一，共犯口供仍属于被告人口供的一种，应符合口供的采证规则。全面地说，被告人的口供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承认自己有罪或罪重的供述；二是否认自己有罪或罪重的辩解；三是牵涉他人的供述与辩解。[5]共犯口供就属于被告人口供的内容之一。而且，由于共犯之间紧密的利害关系，其口供的虚假成分更大。
第二，我国证据制度的政策是“重证据不轻信口供”，而且刑事诉讼法地四十六条明确规定：“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定案”，此处的“被告人”当然包括共犯被告人，仅凭共犯口供不能定罪当然是题中应有之意。如果规定仅凭共犯口供就能定罪的例外情况，不仅于法无据，而且是对该原则的公然违背和破坏。
第三，规定仅凭共犯口供就能定罪的例外情况，实际上为采证不严、草率定案开了方便之门。只要细致侦察，每个案件都有许多证据。共犯口供虽然是一种单独的证据种类，但对于定罪来说则不具有独立的证据价值，不应成为据以定案的主要证据，否则很容易导致错案。如果随着刑诉法的发展在我国确立了沉默权的话，我们更是不能指望共犯口供仅凭共犯口供就能定罪的。
第四，如果允许在一定条件下仅凭共犯口供就能定罪，那么被告人一旦翻供，该案就无任何佐证，会导致司法机关处于被动。所以国外的证据制度一般都规定共犯口供必须有其他证据补强，这样即使被告人翻供，仍有其他证据证明被告人前后口供的真伪。
三、共犯口供需要补强证据（Corroborative evidence）的规则
共犯口供属于言词证据，言词证据不同于实物证据的特点是，它经过了人脑的加工，带有个人主观性的成分，即使供述者并非有意提供虚假陈述，但其观察、记忆和叙述也可能出现偏差，甚至与事实完全不符；如果供述者有意提供虚假陈述，那采信的危险性就更大；另外，只有言词证据才可能包括案件事实已经发生和何人所为这两个方面的信息，而实物证据一般无法同时包含此两方面的信息，所以只有言词证据才存在能否仅依据该证据定案的问题，也只有言词证据才存在补强的必要。笔者认为，共犯口供还存在如下特点：首先，由于共同犯罪的主观故意和客观行为的共同性，决定了共犯口供的牵连性，所以不具有独立的证明性；其次，共犯口供因其可能避重就轻、嫁祸于人、逃脱处罚，在言词证据中可信度是最低的，我们不能以若干共犯口供的机械相加就增加其证据的充分性；再次，共犯口供往往不象证人证言一样在法庭上接受交叉询问，其证明力一般只是靠司法人员的经验判断，因而更需要其他证据的补强。
英美法系对共犯口供向来认为没有充分的证明力。依英国判例，被告在法庭外所作的，对于被诉为共犯的人，不能作为证据；即使被告人在法庭审理中以证人身份陈述对其他共犯人不利的事实，也必须参考补强证据。[6]日本法鉴于共犯可能把自己的罪责转嫁给他人的一般化倾向，认为共犯自白是缺乏可信性的证据，也是危险的证据，如果没有补强证据而将共犯自白作为唯一的证据而认定有罪，这可以说是违反经验法则的；[7]我国台湾地区对共犯自白也规定需要补强证据，而且规定不能将各共同被告的自白互相作为补强证据，即应当以自白证据以外的证据作为补强证据。[8]借鉴国外关于共犯口供需要补强证据的普遍做法，在考虑制定我国的证据法时，规定共犯口供需要补强证据的规则：
第一条：仅凭共犯口供而没有补强证据不能定罪，即使共犯口供一致，只要没有其他证据，也一律不能定罪；
第二条：共犯口供不能作为定案的主要证据，在有其他证据的时候，要以其他证据作为定罪的主要根据；
第三条：共犯口供不能相互作为补强证据，补强证据必须与共犯口供出于不同的来源，即只能是共犯口供以外的证据；
第四条：补强证据应当与共犯口供相印证，并且能够达到独立证明犯罪事实是共同被告人实施的程度。
哈尔滨市发展乡镇企业的补充规定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人民政府
哈尔滨市发展乡镇企业的补充规定
哈尔滨人民政府发[1992]16号
第一条 为适应加快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需要，促进乡镇企业发展，根据国家和省的有关规定，对《哈尔滨市人民政府关于发展乡镇企业若干问题的规定》做补充规定。
第二条 本补充规定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的乡镇企业（以下简称企业）。
第三条 本补充规定由市乡镇企业管理部门负责组织实施，市发展乡镇企业领导小组对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市计划委员会、经济贸易委员会和工商、财政、税务、规划、土地等有关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密切配合。
第四条 新办医药、食品、金融、出版、危险物品生产等法律和国务院规定实行许可证管理的企业，在市、县（市）审批权限范围内的，由工商部门会同有关归口审批部门，采取集体会审的办法，办理手续；新办其他企业，经市、区、县（市）乡镇企业管理部门同意后，由工商部门办理手续。
第五条 企业在核准登记的经营范围内，开发新产品、新项目和增设生产车间，免予变更登记。
第六条 企业因生产经营需要进行机遇性经营活动，应当申请核发临时性营业执照，不能立即办理登记注册手续的，可边申请登记边从事生产经营活动。
第七条 外商到乡镇工业小区开办企业，证件、手续齐备的，工商部门应当在七日内核发营业执照；特殊情况，可先发营业执照副本，再补办有关手续。
第八条 具备条件的企业，经市、区、县（市）乡镇企业管理部门同意，允许小厂冠大名或使用第二名称，由工商部门直接办理更名手续。
第九条 经区、县（市）人民政府批准创办的乡镇工业小区，可执行沿海特区和沿边开发区的优惠政策。
第十条 对在乡镇工业小区内实现年产值超百万元、利润超十万元的企业厂长（经理），可优先办理“农转非”手续，不受城镇户口指标限制。
对在乡镇工业小区内一百万元以上的投资者，可就近落城镇户口和解决家属“农转非”。
第十一条 经核准登记、厂址设在规划、土地部门划定区域内的新办企业，所需土地经规划、土地部门定点，可边申请、边征用、边逐级办理审批手续。
企业在原厂区或规划、土地部门划定的区域内，新上技术改造和新产品开发项目，经规划、土地部门定点，并经具有相应资格等级的工程设计单位设计的，可边施工、边办理土地征用和基建审批手续。
第十二条 农村闲置土地，经市、县（市）人民政府征用后，可委托乡（镇）人民政府实行保本出让、低价出租，进行房地产开发。
第十三条 市计划委员会选定的五百万元以上的新产品开发项目，尽力多安排给乡镇企业。
第十四条 市农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每年至少要安排百分之三十以上的农业贷款资金，用于发展乡镇企业。
第十五条 对经批准上新产品开发项目和技术改造项目的企业，金融部门应当放宽企业自筹资金比例，优先安排贷款，可以办理担保贷款，也可以办理固定资产抵押贷款。如一行贷款不能满足需要的，允许多行贷款。
对具备条件的企业，经市人民银行批准，允许公开发行债券。
第十六条 企业享有下列税收优惠待遇：
（一）固定资产折旧可按综合折旧率的百分之八提取；经济效益好、有承受能力的，经市税务部门批准，可在百分之八的基础上提高一至二个百分点。
（二）在保证税收增长的前提下，经税务部门批准，可提取年销售收入的百分之一补充自有流动资金。
（三）用职工集资、外借资金进行技术改造的，经税务部门批准，可税前归还。
（四）对年出口产品交货额超过一百万元或达到本企业总产值一半以上的企业，减半征收所得税。
第十七条 企业计税标准工资，每人每月为一百二十元；对劳动强度大的，经区、县（市）税务部门批准，可提高到一百五十元。
对有毒有害或高温、高空作业的工种，可比照国家有关规定发放津贴、补贴，税前列支。
第十八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企业，按照税收管理体制由税务部门批准，可减免房产税、车船使用税和土地使用税：
（一）因政策调整企业发生亏损的。
（二）遭受自然灾害的。
（三）归还贷款有困难的。
（四）历史包袱沉重的。
（五）新办企业资金紧张的。
第十九条 在乡镇工业小区兴办的企业，五年内上缴的所得税全额返还；上缴的产品税、增值税、营业税前两年全额返还，后三年减半返还。
第二十条 企事业单位向企业投资，可税前分利，并从投资获利月份起，免征所得税二年；用分得的利润再投资于乡镇企业的，再免征所得税二年。
第二十一条 具备条件的企业，可建立对外经济贸易货源公司。
企业挂靠本市或外地有出口权的的企业，可自由办理代理易货贸易业务；挂靠本市的代理费为百分之零点五，亏损企业，免交代理费。
第二十二条 企业招用本地或外地人员，免缴劳动力管理费。
第二十三条 经组织选派领办、创办、承包企业的干部，下到企业的第一年，可在享受原工作单位工资、福利待遇的同时，享受企业的奖金、住勤补贴等待遇；对满一年以上并选择由企业发给劳动报酬的，可按签订的合同发给报酬。
第二十四条 新增用电的企业，可采取分期付款的办法，购买二年短期用电权，其收费标准为每千瓦一百五十元。
第二十五条 电力部门对交付购买用电权定金的企业，应当保证兑现用电指标，并执行国家电价；对缓购用电权的，在缓购期间，优先安排用电指标。
电力部门对承担企业用电工程，需停电施工的，应当优先安排停电计划。
企业申请供电容量在一百千伏安以下、供电电压在十千伏以下用电的，由各供电局审批。
第二十六条 新办企业可吸收社会资金，办股份合作制企业。原有企业可将企业财产作股后，再吸收新股，实行扩股经营。
第二十七条 实行集体承包、全员风险抵押的企业，在完成年产值比上年增长百分之二十六的基础上，每增长百分之一，可从中提取税后利润的百分之零点七五，作为本企业职工的劳动报酬，补充职工个人风险抵押金。
第二十八条 市、区、县（市）财政部门每年要拨出专款，对在发展企业中做出重大贡献的人员进行奖励。奖励办法，由市财政、人事和乡镇企业管理部门另行制定。
帮扶企业有突出贡献的单位，可从分得的税后利润中，提取百分之十至二十，奖励有关人员，不计入奖金总额。
第二十九条 对向企业引荐国内资金、技术、产品、设备的，可从第一个获利年度纯利润中提取百分之五，一次性奖励引荐者。
对引荐外资在农村举办外商投资企业的，可在《哈尔滨市个人引荐外资奖励办法》有关规定的基础上，增加三个千分点奖励引荐者。
第三十条 本市城镇集体企业，可参照本补充规定执行。
第三十一条 本补充规定自一九九二年十一月一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