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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官法”何以成了“检察兵法”

杨涛


今天，在关于反腐败的新闻中，有一类落马的腐败分子的新闻特别引人瞩目，那就是关于检察长和反贪局长的落马的消息。江西省检察院原检察长丁鑫发涉嫌违纪被立案审查，原重庆市人民检察院党组副书记、常务副检察长郭宝云近日因犯受贿罪和贪污罪，被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１８年，这些人身为反腐败的官员，自身却涉足腐败，破坏司法公正，污染水源，是可忍，孰不可忍？
善良的人们开出了不少的良丹妙药，诸如权力要受到有力的制约、监督者要受到监督，我也理解人们的良苦用心，这些方法的确很有必要。 不过，我还要问的是，在关于检察长的任职条件上，法律是否从入口上就注重了让不具备检察官资格的人来担任检察长呢？在现实中，我们是否对检察长的任职用检察官的条件进行了严格把关呢？
答案是否定的，2002年走马上任的丁鑫发此前是江西省公安厅厅长，并没有检察官资格，1998年走马上任的郭宝云此前是重庆市江北区区区长，也没有检察官资格，但这些都不妨碍他们担任法律监督机关的领导者。一些地方县委书记、县长、乡党委书记、乡长、县委办主任、县政府办主任担任检察长、副检察长的现象蔚然成风，他们在人大任命前只须到检察官学院培训三个月，而且地方领导说了：“他们政治坚定、从事领导工作多年,具有丰富的经验，难道不是最适合担任法律监督者的职位吗？”
我们的法律也是有力地支持了这种做法，《检察官法》第十三条规定，“初任检察官采用严格考核的办法，按照德才兼备的标准，从通过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取得资格，并且具备检察官条件中择优提出人选。人民检察院的检察长、副检察长应当从检察官或者其他具备检察官条件的人员中择优提出人选。”法律是在告诉我们，如果拟任副检察长职务以下的检察官（检察院的兵），必须通过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如果拟任检察长、副检察长（检察院的官）就可以只要具备检察官条件就可，不需要通过国家统一司法考试。那么检察官条件是什么呢？一是具有国籍；二是年满二十三岁；三是拥护宪法；四是有良好的政治、业务素质和良好的品行；五是身体健康；六是法律本科毕业或非法律本科具有法律知识，从事法律工作满二年，担任省以上检察院的检察官学历要求更高。前五个条件基本上就是泛泛而谈，几乎是担任任何公职都应有的要求，第六个条件其实也不是什么问题，许多官员本身就有学历，就是没有的话现在随便在那里在职混一个学历也不是什么难事，至于“从事法律工作”更是没谱，各地可以随意解释，我曾看过一个文件说“从事人大、政府、政法委、公、检、法、司等等由法律有关的工作都视为从事法律工作”，但我实在想不到在现代社会，有那项行政工作可以与法律无关，就是从事技术管理也要了解相应的科技法规。检察官与检察官条件的最主要区别在于是否通过了国家统一司法考试，这是担任检察官的最具实质意义的要求，因为这才是真正检验一个人是掌握法律知识的多寡和运用能力以至可以说是评判其是否能作为一个合格的司法官的要求，然而，它却被规避了，法律在此为检察长、副检察长开了一个口子。因而，我们不得不遗憾地说，规避了要求有检察官资格，规避了要求通过国家统一司法考试，检察长、副检察长跟其他行政官员的门槛没有本质的区别。
　　　 当然，并非所有具有检察官资格、通过国家统一司法考试的人就一定就比没有检察官资格、没有通过国家统一司法考试的人在业务能力和道德修养等方面更适合担任检察长、副检察长。但是，职业门槛是为大多数人制定的，这个门槛能最大程度保证选拔更优秀的人才从事司法工作，这种“形式理性”的制度有时不得不为实现一般公正而牺牲个别公正，这是法治的一种代价，却必不可少。众所周知，检察院虽为司法机关，却在领导上实行的是类似行政领导体制的检察长负责制，检察长要负责检察业务的领导和决策，理应比普通的检察官有更高的业务水准，更要遵守职业门槛的要求。然而，我们的《检察官法》开的口子和实践中对这个口子的进一步的撕裂，普通的检察官要通过国家统一司法考试，有着更高业务要求的检察长、副检察长却不须通过考试，于是在一些地方就形成“外行领导内行”的尴尬局面。而且，由于《法官法》同样存在这种口子，因而这种尴尬对于法院来说也同样存在。
本来，依《检察官法》的本意，还是要求检察长、副检察长应当具备检察官的职业门槛。它规定检察长、副检察长原则上要求应当从检察官提出人选，其他具备检察官条件的人员只是一种例外，“从事法律工作”也许就是指从事检察、审判等特定的法律工作，不过善于将例外当原则，善于灵活解释的中国地方官员只要法律开了口子，就会无限度地撕裂这个口子，最后将规则整体都给颠倒过来了。但是，他们的的确确又是在“依法办事”！
看来，在中国这片没有遵守规则意识和法治精神没有得到充分培育的土壤，为确保检察院领导者的素质、确保司法公正，检察长、副检察长任职例外的口子是千万不能开，担任检察长、副检察长必须从检察官或者其他具备检察官条件并具有司法职业资格的人员（包括法官、律师等）中择优提出人选。我们希望，被我们寄以厚望的统一司法考试的试场中，拟任检察长、副检察长或将来是检察长、副检察长的身影必须出现，否则，咱们的“检察官法”就会逐渐地只能规范检察院的兵而不规范检察院的官，就会真正的成为“检察兵法”！
通联：江西省赣州市人民检察院 杨涛 华东政法学院法律硕士 　　邮编：３４１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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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信网间互联中的诚信问题

王春晖


电信服务的基础是传输，传输的载体是网络。如果没有一个四通八达的通信网，国家的经济活动就无法正常运行，广大人民群众的交往与联系就难以实现。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了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的战略目标。这不得不使中国电信业的经营者和电信监管者认真地思考，中国电信服务市场的发展是否是理性的，中国电信监管的难点究竟何在？根据全国信息产业工作会议的精神，中国电信监管的重点，仍然是确保网间通话畅通。2003年，政府将加大互联互通工作中出现的恶性事件的查处力度，对蓄意破坏正常通信秩序的企业负责人和有关人员，要依照有关规定予以严厉追究。
根据我国现行的网间互联法规和规章，电信网间互联实行技术可行、经济合理、公平公正和相互配合的原则。技术可行主要解决互联点的设置和可行的互联技术方案；经济合理主要是互联费标准的确定；公平公正应落实在两个方面：一是主导的电信业务经营者要公平公正地对待本网的用户和其他电信经营者的用户，以及公平公正地对待任何一个电信经营者；二是电信管理机构要公平公正地处理电信业务经营者之间的互联争议；相互配合应重点落实在互联协议的全面履行上。互联互通中最为突出也最为引人关注的焦点，是“通而不畅”的问题。笔者认为，这一问题已不是技术问题，也不完全是利益冲突问题。关键是人的观念问题，说到底是一个诚信问题。按照《公用电信网间互联管理规定》，互联协议由电信业务经营者省级以上机构之间按照《合同法》及国家有关规定签订。《合同法》第六条规定：“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诚信原则是合同法的最关键的原则，被称为债法的最高指导原则和“帝王规则”。主导的电信经营者与其他电信经营者在签订互联协议后，必须按照诚实信用原则全面地履行互联协议，以善意的方式行使权利、履行义务，不得有任何恶意和欺诈行为，并以此为标准，维护互联另一方及其用户的利益。然而，主导的电信经营者在履行互联协议中，多数不能履行互联协议约定的通信质量指标，网间接通率远远底于法定的20%，有的地方的接通率仅为3%。为什么主导的电信经营者有能力履行其承诺的义务，而不去实践呢？下面我借助一个著名的Mooran式问题加以说明。该问题设问：“根据我所订的协议，我有义务做A，但是我是否真的有义务去做A吗？”。我们都会认为，提出这样问题的人精神上肯定有问题，或者象这样的问题是不会有人提出的。道理很简单，根据我和他人签订的协议，我有义务做A，那么我就应该去做A，这一点是再清楚不过了。但是，Mooran的问题是：“我真的有义务去做A吗？”。请大家试想，这种想法为什么可以成立？举一个例子，一主导的电信经营者（甲）与一新的电信经营者（乙）签订了互联协议，协议明确约定：甲保证提供优质的互联网间传输质量，网间接通率不底于50%。结果在协议履行期间，乙用户的网间接通率竟然低于10%。于是乙就质问甲，为什么不按照协议履行其承诺。出于乙的意料，甲竟然反问乙：“为什么我要保证你50%的接通率？”。这时，乙听了以后大怒：“我们双方在互联协议中有约定，保证网间接通率不底于50%，是你的义务，你必须按照协议实践这一义务。”甲听了乙的话，大笑。他不动声色地说：“即使我在协议中承诺过，但这并不对我构成义务。” 在这例子中，我们都会认为甲严重地违反了双方的约定。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问题当作一个哲学问题提出的时候，我们会感到甲发现了一个真正的问题，当进一步追问这个问题时，似乎很少有人能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协议签订后，如果一方不去实践协议的承诺，这份协议就是废纸一张；问题是为什么一个人必须去遵守他的承诺呢？”。笔者认为，这不是协议本身可以解决的问题。所以，我们必须跳出协议本身去寻找一个协议可以成立的依据，那就是诚信。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遵守承诺不是合同义务，而是一种道德义务；诚信就是将道德伦理规范上升为法律规范的一般抽象。Mooran式问题告诉我们，如果不建立诚信的互联互通法律环境，互联互通中的通而不畅问题是不能得到彻底解决的。那么，互联协议履行中诚信原则的确立，究竟有何功能？笔者认为其功能起码有三项：
1、 确定行为规则。诚信原则的基本功能就是确定以善意的方式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的行为规则。
2、 平衡利益冲突。首先是平衡互联双方之间的利益冲突。诚信原则在当事方发生利益冲突时，能协调当事人的利益，作出平衡的选择；其次是平衡当事人利益与用户利益之间的冲突，要求当事人在从事互联互通活动时，要充分尊重用户和社会的利益，不得损害用户和社会的利益。
3、 解释法律、法规和协议。诚信原则具有解释法律、法规和协议的功能。他要求在法律、法规和协议缺乏规定或者规定不明确时，执法者应根据诚信原则，准确地解释法律、法规和协议。
对于任何一个网间互联中的主导电信业务的经营者来讲，诚信就是你向另一电信业务的经营者极其用户信守承诺的责任感；诚信就是对自己提供的互联网络质量后果负责的道德感。事实上，无论是主导的电信经营者还是非主导的电信经营者，要生存，要发展，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必须诚实守信，信用是中国电信经营者最重要的资本。在此，笔者建议：中国的主要电信经营者应联合向全社会推出“信用中国电信业”。为此，提出如下建议：
1、 强化电信经营者的信用意识，塑造一种“守信光荣，失信可耻”的行业风尚。笔者建议，每一个领取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的电信业务的经营者，应向电信业务的主管机构提交一份《电信经营者信用宣誓书》，并把这项制度法律化。
2、 制定电信业信用管理制度。尽管电信业的信用基础要靠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行业道德规范来维持，但是在道德规范不足调整电信经营者的失信行为时，就要靠一定的制度去约束电信经营者的失信行为。为此，笔者建议：建立一种“电信经营者失信惩罚制度”，对于那些在互联互通中严重失信的电信经营者、主要负责人和主要责任人，给予严厉的惩罚，加大其失信的成本，使其不敢失信；另外，对电信管理机构的工作人员在互联互通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行为，也必须给予严厉惩处。在建立电信经营者失信惩罚制度的同时，也应考虑建立“电信经营者守信激励机制”，使那些信用好的电信经营者，因守信而获得更大的利益。
3、 建立互联互通公示制度。对于故意制造网间互联中的通而不畅的电信经营者、主要负责人和主要责任人在媒体上公开通报。
可以肯定地讲，建立诚信的互联互通制度是来自广大电信用户和全社会的呼声。广大的电信用户在呼唤，全社会在期待，让互联互通中的诚信意识尽快在中国电信业中建立；让全体电信经营者共同努力打造中国电业的信用品牌。

作者简介：
中国发展战略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国际律师协会（IBA）商法部成员、山西移动通信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法律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