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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诉讼案中相关责任主体问题探讨

王政


　　在汽车等交通工具日益大众化的时代，每天都有大量的交通事故在随机的发生。目前，在法院所受理的民事案件中，因交通事故而引发的损害赔偿纠纷案件已占据相当的权重比例。然而，对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责任主体如何确定这一大众化的问题却在司法实践中因缺少法律的明确规定而让人观点不一、争执不休。司法实践中，地方法院在处理此类案件中也具有相当的随意性，尤其是对案件的受理，法院立案部门经常以“案件的诉讼主体不对”为由拒绝受案；另外，即便立案部门不限制，审判人员也会根据自己的主观认识随意决定责任主体的义务有无和大小。针对此种现状，本文不缀浅陋，希望能对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相关责任主体做一下探讨，以引起立法、执法机关和法律从业人员的足够重视。

一、关于肇事司机和肇事单位的责任问题

　　关于肇事司机（或驾驶人）的赔偿责任，大家一般不会产生争议。因为司机或驾驶人员的行为是导致交通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按照“过错责任原则”，让司机或驾驶人作为交通事故的赔偿一方当事人理所当然。然而，司机或驾驶人员的赔偿能力有时是非常有限的，且发生交通事故时往往是其在履行职务，是受雇于他人或某一单位；另外，在某些交通事故案中，司机或驾驶人员也会因事故受到伤害，往往也是受害的一方当事人，其本身也应因雇佣或劳动关系而得到赔偿。故在此类交通事故中，司机或驾驶人员的赔偿责任应该由司机或驾驶人员的聘用人员或聘用单位直接承担，而不应该由肇事司机或驾驶人承担（当然，肇事司机或驾驶人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行为的除外）。但是，在诉讼中，对于是否存在雇佣关系的举证责任，我们认为，司法机关应当合理进行分配，司机或驾驶人一方当事人应承担主要举证责任。如果司机或驾驶人不能证明存在雇佣关系的，其仍然主要承担或与其他责任主体一起承担连带的损害赔偿责任。

二、关车辆所有人（或车主）的赔偿责任问题

　　在事故中，如果车辆的驾驶人与所有人属于同一主体，大家对赔偿责任的承担一般是不会产生争议的；如果车辆的使用人与所有人属于同一主体，大家对赔偿责任的承担一般也不会产生争议。但是对于事故车辆的所有人与使用人不一致的情况下，大家对车辆所有人是否承担赔偿责任却往往产生争议。依据我国原《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三十条的规定，车辆所有人责任为垫付责任。现该办法废止后，新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对车辆所有人责任并没有明确规定，这明显属于立法的空白。目前，关于车辆所有人应承担连带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主要法律依据是参照我国《民法通则》第123条之规定的特殊侵权民事责任。
　　车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经典解释是：机动车本身是一个带有危险性的交通工具，车主作为机动车所有人，应当对车辆承担一种监督管理职责。对车辆不在自己控制时，必须认识到这一高度危险物可能会给他人造成损害。车主作为车辆所有人，其将带有危险性的交通工具借用或出租给他人使用表明其本身存在过失。该过失行为与肇事者违章驾驶导致交通事故发生的过失行为共同导致了受害人物质和人身受到损害，因此车主应当与肇事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考虑到在交通事故当中大部分开车的司机没有赔偿能力的现实，为了更好地维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依照公平原则，要求车主承担连带民事赔偿责任是为大家所普遍认同的法理。但是民事赔偿责任毕竟不同于交通事故责任，车主在交通事故案件中往往并没有违法或过错行为存在，如果一味要求车主按“无过错赔偿责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也往往有失公正，至少法律对车主的“无过错赔偿责任”作出明确的限制性规定（比如规定车主无过错责任的适用条件和承担赔偿责任的最高限额等）。这样才能避免引起人们认识的分歧和司法实践的混乱。

三、关于保险公司的责任问题

　　根据现行《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七条规定，“国家实行机动车第三者强制责任保险制度，设立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该法第七十五条的规定，“肇事车辆参加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由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支付抢救费用”。该法第七十六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
　　尽管现行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对保险公司在道路交通肇事中的救助费用垫付和支付责任作出明确规定，但关于《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一直没有出台，司法实践中一直缺乏可操作性的规范，让受害者往往无所适从。
　　这些问题在以下这个案例中已经有所反映。２００４年７月３日的人民法院报登载的一篇报道《肇事车主不知去向受害家属无钱救治一保险公司被裁定先支付费用》的内容是，江苏省太仓市法院受理的一起案件，受害人家属在肇事人去向不明的情况下直接将保险公司告上法庭，同时申请先予执行。法院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五条的规定，裁定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支付抢救费用。这篇报道反映了两个值得注意的问题，１、受害人对保险公司是否有直接请求权？２、保险公司应怎样先予支付抢救费用？
　　针对第一个问题，受害人状告保险公司的请求权基础怎样定？受害人要求加害人赔偿是以侵权为基础，加害人（被保险人）要求保险公司赔付保险金是以双方签订的保险合同为基础，而在受害人与保险公司之间不存在直接的法律关系，以往就有法院以受害人不具备诉权的理由裁定驳回起诉。在法律没有对受害人的直接诉权作出规定的情况下，法院受理此类案件是否合适？笔者建议对受害人的直接诉权在立法中加以明确。如我国台湾《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法》第二十八条规定，“被保险汽车发生汽车交通事故时，受益人得在本法规定之保险金额范围内，直接向保险人请求给付保险金”（这里的受益人为受害人本人，在受害人死亡的时候为受害人的继承人）。在法律上明确规定受害人的直接求偿权，降低受害人索赔的成本，体现对受害人利益的保护，符合现代社会立法、司法“人本主义”的价值取向。
　　针对第二个问题，怎样保证保险公司快速支付抢救费用。《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五条规定的目的就是为了保证受害人在受到损害后能够得到及时充分的救助，但是如果没有相应的配套制度的约束，就会产生保险公司在被告上法庭之后经法院裁定先予支付救助费用的情况下，才向受害人支付抢救费用的现象，这样一来，立法的目的虽好，但实际上却没有得到实现。对此，笔者建议，是否可以由保监会制定相应的规定，明确保险公司先行支付抢救费用的具体程序以及在何种情况下保险公司可以向加害人（被保险人）行使求偿权，以及如果没有及时赔偿对保险公司有怎样的处罚措施等等，只有对保险公司的权、责、利加以明确，才能保证这项制度在实际的实施过程中不致于走样变形。

四、关于医疗机构的责任问题

　　作为职业的医疗机构，对受伤人员进行及时抢救或救助不仅应体现在医疗道义上，更应该体现为一种法律责任。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五条的规定，医疗机构对交通事故中的受伤人员应当及时抢救，不得因抢救费用未及时支付而拖延救治。肇事车辆参加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由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支付抢救费用；抢救费用超过责任限额的，未参加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或者肇事后逃逸的，由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先行垫付部分或者全部抢救费用，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机构有权向交通事故责任人追偿。根据上述规定，不难得出下列结论：１、该法赋予医疗机构及时抢救受伤人员的义务；２、该法对医疗机构因及时抢救受伤人员而支出的（或者拟支出的）费用给予了相应的保障。但是，该法没有对医疗机构的不作为制定相应的罚则。笔者认为，通常情况下，医疗机构与患者之间形成医疗服务合同关系，适用合同法的规定来规范其相互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但医疗机构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五条的规定，对交通事故中的受伤人员的抢救是一种法定义务。医疗机构怠于履行该义务，对受伤人员造成损害的，应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而非违约责任。

五、关于交通肇事损害赔偿案诉讼主体的确定问题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规定》(法发〔2008〕11号)之内容，民事案件的案由是按照不同的法律关系性质来进行分类的，基本上一个案件只涉及一种法律关系。司法实践中，当事人就受损权益争执提起诉讼时，在涉及多个诉讼主体和多重法律关系时，立案审查人员往往以法律关系不明确或案由不统一为由不予立案，或者要求起诉人必须减去某些被诉主体和相关利害第三人后才肯立案。这样无疑就会给当事人纠纷解决带来了讼累，使本该一案就能解决的纠纷必须拆散成多个案件纠纷才能解决。就交通肇事案件而言，在不同的当事人之间可以产生多重法律关系，比如肇事者与直接受害人之间的侵权法律关系、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之间的保险合同法律关系、肇事者或受害人与相关单位之间的劳动或雇佣法律关系、受害人与救护义务人之间的类似侵权法律关系、受害或肇事车辆与车上乘客或货物主人之间的运输合同法律关系，等等。无疑这一系列的法律关系使得交通肇事案件的法律解决变得异常的复杂，而且直接影响到相关当事人的现实利益或责任承担。
　　当然，从司法审判角度讲，一个案件如只涉及一种法律关系、只涉及原被告双方法律主体的话是最容易审理清楚的。但是，从司法资源有效利用的角度看，因一个事件所产生的纠纷，依据不同的法律关系分成多个案件予以解决实际上也是对司法资源最大的浪费。另从受害人权益救助讲，一个案件中如不能尽量把所有相关当事人追加上，自然不利于受害人权益的实现和各方当事人之间诉讼权益的平衡。
　　从立法的角度讲，我国《民事诉讼法》在“诉讼参加人”一章中明确规定了共同诉讼和第三人参加诉讼制度。也就是说，从民事诉讼立法本意讲，也并非一次诉讼只能解决一种法律关系的纠纷，关键是看各种法律关系或法律责任之间的关联性、紧密型。司法现实中，也确实存在多种法律关系纠纷一并审理一并解决的具体案例。如在交通肇事案件中，大量存在受害人将保险公司和肇事司机、肇事车辆所有权人一并列入被告进行诉讼的案例。有鉴于此，笔者以为：法院在受理交通肇事案时，对案件诉讼参与人应放宽要求，对案件所涉及的法律关系不应仅限定在同一法律关系层面上。也就是说，受害人在选择直接侵权责任人作为被告进行诉讼时，有权直接选择保险公司、救助医院、相关雇主或其他责任人、权利人等案件相关利害人一并参加诉讼，法院不应借故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或诉讼主体不对而进行排斥。对于保险公司、救助医院、相关雇主或其他责任人、权利人等在诉讼中的主体地位，笔者认为应定性为诉讼第三人（包括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或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较为适当，而不应当被列为共同被告或原告。

　　总之，交通肇事案件每天都在发生，其间所涉及到多重法律关系和解决途径也并非本文所全部囊括的，希望大家能在司法实践中共同探讨，不断提出真知卓见。

（作者简介：王政，系中企国盛律师事务所合伙律师，现为北京市律师协会公司专业委员会委员，主要从事公司证券、房地产和诉讼等方面的法律业务，擅长刑事辩护，具有多年律师执业经验。）



国有中小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中应特别注意的问题

潍坊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院企业法律顾问 刘树宏

为了保证国有企业改制工作的健康、有序、规范地进行，国务院办公厅在转发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规范国有企业改制工作的意见》中明确规定了国有企业改制的程序，其程序依次为：批准制度、清产核资、财务审计、资产评估、交易管理、定价管理、转让价款管理、依法保护债权人利益、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管理层收购。实践中，很多国有中小型企业严格按上述程序规范运作，在遵守法律和法规的前提下，成功地实施了企业制度的转换，企业活力和市场竞争力明显增强，经济效益大幅增长。但是，也应该看到，企业在改制过程中还存在着很多的问题，如产权制度改革中存在的国有资产流失、职工合法权益受损、债权人利益有些得不到保障等等。那么，在国有中小企业产权改革过程中如何趋利避害或者尽量减少这些问题的发生呢？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引起高度重视。
第一、要从本企业实际出发，充分而完整地认识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的战略性调整的实质内涵。产权制度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增强和激发企业的活力，促进企业的健康发展。但是，现实中每个企业都有自己的具体情况与特点，因而产权制度的改革应有多种形式。有的企业可能适合私人全部持有企业股份，有的企业可能并不适合，或者并不十分适合。那么，我们就应该在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制基本政策的前提下，努力寻找对每一个企业最为有利的改制模式和方法，而决不能生搬硬套。在国有中小企业产权改革过程中，要特别注意防止那种不顾企业实际情况，认为只有将国有产权全部转售给私人才是产权改革的错误倾向。因此，我们应该从提高国有经济的活力和竞争力出发，从每一个企业的实际出发，充分考虑企业的生存环境，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从中找出切实可行且行之有效的产权改革形式，而不能搞一刀切。
第二，要十分重视国有中小企业产权改革过程中的规范化运作，防止出现重形式而轻实质的错误做法。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规范国有企业改制工作的意见》关于国有企业改制的程序，是我国国有企业改制必须遵循的程序。诚然，我们必须遵循以上程序，但更重要的是程序下的规范性运作。所谓规范化运作，就是要严格遵守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切实而有效地维护国有中小企业出资人、债权人和职工群众各方的合法权益。例如，在国有中小企业实施管理层收购这个环节中，我们必须严格贯彻以下规定：向本企业经营管理者转让国有产权方案的制订，由直接持有该企业国有产权的单位负责或其委托中介机构承担，经营管理者不得参与转让国有产权的决策、财务审计、离任审计、清产核资、资产评估、底价确定等重大事项，严禁自卖自买国有产权；转让国有产权必须进入产权交易市场，经营管理者与其他投资者一样，竞价受让国有产权；经营管理者筹集收购国有产权的资金，要执行《贷款通则》的有关规定，不得向包括本企业在内的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借款，不得以这些企业的国有产权或实物资产作为标的物为融资提供保证、抵押、质押、贴现等；经营管理者对企业经营业绩下降负有责任的，不得参与收购本企业国有产权等等。当然，在这个环节中还有很多实质性的东西需要我们在实践中不断地去探索。现实中不少中小企业虽然从形式上看已经完成改制，但存在的不规范化问题非常之多，这就严重地违反了公平竞争的市场交易规则，破坏了正常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危害性极大。因此，我们只有而且必须坚持规范化运作，才能保证国有中小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健康发展，才能有效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才能充分保证出资人、债权人和职工群众各方的合法权益，从而真正达到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真正目的。
第三，要从严查处中小企业国有产权转让中的不法行为，严防国有资产流失。国有中小企业产权改革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同时也是国有中小企业改制过程中最为重要的一环。我们从已经查处的大量的侵吞国有资产的案例中可以看出，国有企业在产权改革中存在的问题是比较严重的，存在的漏洞是大的，侵吞国有资产的现象带有一定普遍性。究其原因，除了改制过程中存在的产权至上、急于求成、不规范化之外，中小企业自我约束机制、第三方的评估机制以及政府有关部门、机构的监督机制没有真正有效的运行是其关键所在。例如，在清产核资这一程序中，企业申报的资产是否属实，有无隐匿国有资产和虚构成本、债务行为；政府财政、审计部门是否做到了严格审查和监督，有无失职行为；资产评估机构是否真正中立，有无为企业作弊行为。以上任一部门的违法违规行为或者不负责任，都会导致国有资产的无为流失。而现实中大部分国有资产的流失都是与以上三个环节紧密相关的。所以，规范有关各方人员的行为并加大对涉嫌违法违规的有关责任人的处罚力度，同时制定严格有效的监督运行机制，是保护国有资产的重要措施。我们要坚持规范化运作，避免国有资产流失，就必须做到事前预防，事中检查，事后监督。特别是对于企业改制完成以后发现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绝不能姑息迁就，必须采取措施，坚决收归国有。如果是责任人采取违法违规手段使然，则同时应对责任人坚决查处，从严处理，毫不手软。
第四，要从企业长远利益出发，维护好国有中小企业职工在产权改革过程中的合法权益。 在国有中小企业改制的过程中，特别需要注意的方面就是国有企业职工的身份置换问题，这是改制过程中最困难、最敏感、政策性很强的运作程序。比如说职工在改制后企业中所持股权数量的多少这一问题。我们知道，很多中小企业在产权改革中贯彻了“经营者持大股”原则。本人认为，该原则所体现的理念是企业经营者持大股，拥有绝对的权力，享受较高的待遇，那么，他就必然会把企业当成自己的企业来管理，应该说这是一种高度集权的企业体制，其本身并无不合理之处。因为从国外私人企业和我国私有企业的成长和发展史看，这种体制无所不在，而且还体现出了较高的优越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所有改制企业就一定要遵循这种模式。因为我们不是去新建一个企业，而是在已经存在的企业中去实行，且每个企业所处的行业、地位、效益以及环境都有所不同，处于朝阳行业的企业和濒临破产的企业更是大不相同。我们看到，处于朝阳行业且前景普遍看好的一些企业，产权改革异常顺利，企业职工都踊跃买股，但这是限量的，只能少买，不能多买。而经营者却可以轻而易举的以政府有关部门制定的“经营者持大股”原则为依据，理所当然的去占有大股份。我们再看看濒临破产且行业前景不看好的企业，无论是企业的经营者还是普通职工，一说买股，都惟恐躲之不及。为什么？为什么“经营者持大股”在这些企业就很难实行了呢？一句话，无利可图，更确切的说是没人敢去冒这个风险。再者，“经营者持大股”原则关键是没有对经营者持股数量的上下限进行合理规定，具体做法上一般是由企业经营者自己决定，这就很容易造成股权设置上的随意性，从而产生企业内部部分职工权益的受损。因此，我们除了必须遵守法律法规之外，还应该以企业所处市场风险环境条件为依据，从本企业实际出发，既要考虑企业经营者的利益，也要考虑全体职工参与产权制度改革的热情以及他们的合法权益，从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公平和平等。当然，产权改革是一个不断探索和不断完善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一些错误和挫折都是不可避免的，关键是错误的纠正和使其不再发生。产权改革的模式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关键是看对企业的发展是否真正有利，尤其是要充分考虑到企业全体职工的合法权益。因为企业改制的目的是为了企业的长期发展，而只有经营者的有效领导和企业全体职工的共同努力才是企业长期发展的唯一基石，二者是缺一不可的。
当然，国有中小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中还有很多重要的问题，例如，如何切实保护债权人的合法利益、政府的管理和监督机制如何有效运行以及对产权制度改革中各种违法违规行为的预防和综合整治措施等等，这些都需要我们去探索，需要我们去完善。我们要按照十六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改革方向，积极推进现代产权制度建设，既不能因为出现一些问题而否定国有产权制度的改革方向和取得的成效，放慢改革步伐；也不能对存在的问题视而不见，任其发展，要通过创新体制机制、完善政策法规、加强监督管理等多方面努力，使国有中小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在推进中不断规范，在实施中不断完善。